# 李白  

近來，歐洲對中國經貿政策的語氣明顯轉趨急切。無論是歐洲央行官員、歐盟產業界，或跨國經濟機構的公開表述，都不再只是例行性的技術性提醒，而是帶著一種罕見的緊迫感。《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近期即以「中國經濟體量已大到，無法再單靠出口吸收自身成長壓力」為題指出，當內需長期疲弱、產能無法在國內消化，向外釋放壓力將成為其他經濟體難以忽視的結構性問題......

旅行仍在途中。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杜甫是唐代文學界最窮詩人，堪稱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同一時期的游士李白在朝廷前飲酒作樂時，杜甫卻只能以粗茶淡飯度日。

《天龍八部》創造了一個特殊的門派「星宿派」，多數讀者都記得如「星宿老仙，神功蓋世，仙福永享，壽與天齊」之類的肉麻當有趣的馬屁用語，然而多數人只拿它當小說中的調劑情節，不會去想：金庸怎麼創造出來這麼一個門派的？（《鹿鼎記》裡的神龍教也是，但性格不如星宿派突出）

試想一下，如果古人也有GPS，有手機定位紀錄，讓我們有線索追隨他一生遷徙的軌跡，這樣一來，是不是能進一步體會古人們更真實的人生？

李白與杜甫，是中學國文課必讀的兩位作者，這兩位一個被稱為「詩仙」、一個「詩聖」，被後世譽為撐起盛唐文壇的兩大巨擘，但在一千多年前的唐朝，兩人的關係也十分耐人尋味。其實他們私底下也頗有交情，曾經牽手伴遊、同床共枕，也曾互相寫詩給對方。尤其是杜甫對李白的傾慕之心更是表露無遺，寫了十幾首詩向他表達濃濃情意，但李白回給杜甫的詩卻寥寥無幾。究竟詩仙與詩聖之間，有怎樣的愛恨糾葛呢？這要從他們「怦然心動」的相遇開始說起…

石田幹之助描述是「唐代異國興趣的主要潮流可以說盡是伊朗系文物」，可是從現代來看，西域南道的于闐確實是說伊朗系的于闐語，可是西域北道的龜茲或焉耆則是使用不同系統的龜茲語（＝乙種吐火羅語）或阿耆尼語（＝甲種吐火羅語），而且不管是哪種語言的文字都是屬於印度起源的婆羅米文或是佉盧文，同樣是印度文化圈或佛教文化圈。因此，應該是「唐代異國興趣的主要潮流是包含伊朗系、印度系、吐火羅系的西域文化與文物」更貼近真實的情況。

嚴守規矩最無趣，完全放蕩不管規矩也很難有多大意思；我們通常會比較感興趣的，是「變化」：本來規矩的突然不規矩了，本來放蕩的突然嚴肅了，怎麼回事？這是一種刺激。然後我們進一步瞭解其所以然，感通那「變化的理由」：啊，原來她的身體也是誠實的嘛；啊，他也還是有些自尊心與上進心的嘛──我們在這些變化和理由中找到愉悅和認同，達成一種理想：人就應該要能出入於規矩和不規矩之間，該怎樣的時候就怎樣，而這個「該」也要由我們自己來判定，所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殺頭的生意有人做，賠錢生意沒人做，」和碩集團董事長童子賢顛覆了這句話。

「大鵬飛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濟。」《大唐李白》三部下來，時刻籠罩著李白《臨路歌》的陰影，一次次的舉揚，一次次的跌宕。然「臨路」也許並非後人考據的「臨終」之誤傳，而真正是詩人再一次上路，上彼「不知所終」之路、覓大自由之前的一首告別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