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十年代  

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李怡成為一位政評人，真正的轉捩點是1976年。該年4月，周恩來逝世，大量北京的群眾在清明節到天安門廣場獻花悼念，結果與公安警察衝突，後稱為「四五天安門事件」或「四五運動」。該事件被「四人幫」指為反革命，甚至說是鄧小平等鼓動或策畫。李怡以筆名「齊辛」在《七十年代》5月號撰文，小心翼翼以正反觀點辨證的方式首次表達了他與北京當局不同的想法。9月，毛澤東逝世，10月，汪東興、葉劍英等逮捕「四人幫」，李怡在11月號中發表〈北京事態分析〉，他在回憶錄中指，這算是他的第一篇政論，初稿還是他太太梁麗儀寫的。梁麗儀在1955-1974年間在大陸讀書工作，對毛時代的政治比李怡有更深的認識及體會。

由於以上的背景，《七十年代》一開始便以一個較低調的面目示人，開拓新讀者群。在開首的幾年，它可以說緊守了發刊宗旨「認識世界，研究社會，了解人生」，淡化自己的政治背景。創刊初年，它故意避開這些敏感的政治話題，沒半點革命宣傳，比當時的左報政治調子低很多。它不單沒有文革宣傳，也很少中國政治的內容，連香港議題也被壓縮成每期只有一兩篇的「社會研究」，內容只有民生議題，如房屋、就業等等。

李怡先生是海外華人社會自由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他來自民國上一代左翼背景，年輕時自然信仰社會主義，因傾情於中國，最初為中共在香港創辦《七十年代》，文化統戰在美國的台灣和香港留學生。

李怡臨終指定我為他的回憶錄寫篇序文，我一向是個打亂仗的程咬金，不善於正經八百的寫文章。不過老東家既然吩咐，我只好硬著頭皮頂下這件差事。

經歷過中國文革的人，對美國這個新邪教造成的悲劇，不能不感到有類似的體驗。

「《七十年代》怎麼樣呀？」這是徐先生對我和雜誌的最後遺言，是他對一份從左派立場轉為獨立輿論的雜誌的待望（期望）。

我不但沒有把這段「掃地出門」的經歷寫出來，而且還不時警惕自己，不要在論政時有個人的情緒因素。

如果你自己把子女送到外國、把財產移往外國，卻叫香港人愛國，去大灣區謀生，要他們的子女接受國民教育，這就是「以理殺人」。

翻看《七十年代》總目錄，自1972年以來，台灣話題每期都佔相當篇幅。在批判蔣政權的政治壓迫和報導黨外的抗爭方面，我們幾乎對每一事件都沒有缺席。

中共極為重視對台工作，但實際上他們對台灣的了解，只停留在與國民黨的舊有關係上，而且近乎訊息封閉狀態。比如周恩來臨終前囑咐不要忘記的台灣老朋友，其中的張鎮是1945年毛澤東到重慶與蔣介石進行國共和談時擔任保衛工作的，此人1950年已在台灣病逝。周恩來懵然不知。

在香港仍然有言論自由的保障下，不畏權勢或許不是太難，真正困難的是不畏群情：當群情洶湧地說你錯了，而你相信自己是對的，你能夠堅持嗎？

除做好本份的教師工作之外，麗儀在政治上不求進取，保持審慎距離。她不抗拒中共發動的政治運動，但不積極參與。文革開始，許多年輕老師都爭做「造反派」，麗儀就做當時被批評的「逍遙派」。

我們處在一個急劇變化的世界，一個複雜矛盾的社會，我們幾乎每一天都不可避免地面臨抉擇：走怎麼樣的道路？做怎麼樣的人？跟隨哪一種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