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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夏天，我的朋友出任某間大學歷史學系主任。九月新學期開始前，許多他所做的決定中，其中一個特別具有爭議性。不記得從什麼時候開始，系上學生都被要求畢業前提交一篇研究希特勒崛起的論文。現在，我的朋友卻要改弦易轍。他建議把希特勒換成為一個很不一樣的題目：十字軍東征（theCrusades）。這個極端的提議招來陣陣撻伐之聲。系上的同事質問，研究一個離開當代關懷那麼遠的題目意義何在？我的朋友回答，讓歷史系學生研究一個不是和二十世紀獨裁者完全有關的課題，也許對他們有所裨益。但是這個回答只引起了更大的憤怒。其他教師認為，極權主義是一個活生生的題目，十字軍東征從來不是。試問，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之間的仇恨，還有東方和西方之間的仇恨，與當下的世界有何關係？

所有的雅典人都不會懷疑，萬王之王決意摧毀民主制度。據說，當大流士收到薩第斯遭焚毀的消息時，便命令人取來象徵王權的弓箭，向天空射出一支火焰箭，而且心中向阿胡拉．馬茲達禱告，發誓要讓雅典人受到罪有應得的懲罰。他極為憤怒，胃口一直沒有從震驚中完全恢復。此後，據說他要求僕人每次都在他用膳時於他耳邊低語：「主人，勿忘雅典人。」

西元前四十九年一月十日，也就是羅馬建城第七○五年，太陽早已落在亞平寧山脈（Apenninemountains）背後，第十三軍團的士兵在黑暗中排列成行軍隊形。那晚的天氣也許嚴厲，但他們已習慣這樣極端的情況。八年來，他們穿過風雪、頂著烈日，追隨高盧總督打了一場又一場血腥戰役，直到世界的邊緣。

一座城市，一座自由的城市─可以讓人很充分地感受到人之所以為人。羅馬人把這一點視為理所當然。擁有公民權就意味著開化（civilised）—這個假設至今仍鑲嵌在英語中。如果少了只有一座獨立城市能提供的框架，人生將毫無價值。一個公民透過其他公民定義自己：透過共享的悲喜、野心、恐懼、節日、選舉和戰爭。就像一個神龕會因為神的臨在而有生氣，城市也因共同生活的存在而變神聖。因此，城市地貌之於它的公民是神聖之物。它所見證的遺產，讓羅馬的人民成為他們如今的模樣，並讓一個國家的精神為人所知。

起初，在未有共和國之前，羅馬是由國王統治。有關他們其中一位—名叫塔克文（Tarquin）的傲慢暴君—流傳著一則古怪的傳說。話說有次在他的宮殿裡，一名老婦人叫住他。她手中抱著九本書。當她表示要把書賣給塔克文時，塔克文指著她的臉放聲大笑：她開的價碼高得令人發笑。老婦人沒有還價，不發一語轉身走了。她燒了三本書，然後重新出現在國王面前，再次表示要把剩下的書賣給他，開價和原來一樣。國王再次拒絕，只是這次心裡有點不踏實。老婦人又離開了。塔克文變得神經緊張，不知道自己錯過了什麼寶貝。所以當那個神祕的老婦人第三次出現，他趕緊把書買下，哪怕這次只剩三本書，付的卻是九本書的金額。老婦人拿了錢之後便消失了，從此再也沒人見過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