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關於一位早逝的青年，也關於我們這些年採訪時的一些困惑。
青年死於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七日，得年二十二歲。關於他的故事，在相識的人之間，沉默了好長一段時間。大約六十年後，有些後生晚輩嘗試勾勒他的模樣，卻發現在不同的記憶中，他的身影，好像分裂成四張不同的容顏，甚至存在緊張、矛盾的關係。這時候，問題一方面仍關於青年本人是什麼模樣？同時也昇華到一個更普遍的提問——「記憶」的本質是什麼？
因此，這是關於一位青年的故事，也關於追尋他的人們的故事。究竟白色恐怖後的記憶重建是否可能？如何可能，又會遭遇什麼困難，有沒有一個終究無法跨越的極限？如果探索終有限度，面對分歧的記憶版本，我們該如何面對？如何在不同容顏的張力間找到通向過去與未來的路？
他是曾錦堂。接下來，讓我們來細細端詳，他留在後世中的四張容顏。
第一張容顏：家庭的容顏
關於曾錦堂的各種記憶，本質上，都非為了滿足六、七十年後對「真相」的渴求而存在。
從一九五一年的槍決起算：歷經數十年，臺灣社會才走到一九八七年解嚴、一九九五年二二八賠償、一九九八年白色恐怖補償，乃至於追索真相成為一股潮流的局面。不過，必須要提醒今天的探索者，當前相逢的各種記憶，往往形成於六、七十年前。彼時，誰也無法預見遙遠未來將有「平反」的一天。對記憶者來說，未來曾經過於虛幻。最真實的體驗，卻是日復一日的煎熬，並就此受折磨一甲子。
當時的書信被沒收了，臨死的訣別也被剝奪。對政治犯與家屬來說，都是未完成的句點。取代句點的，是遺憾，是未解的謎團，同時還有加諸「匪諜家屬」身上的沉重枷鎖。因此，家庭的記憶，更多時候是為了對抗判決之後的每一個艱困當下——為了疑惑、為了遺憾、為了抵禦歧視、為了否定親人的汙名，而在內心建立一個不為外人道的「反國家敘事」的記憶版本。
根據檔案，曾錦堂在一九五○年八月十七日被捕。從那天起，一直到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七日清晨，家人客觀上缺席了曾錦堂入獄期間的經歷，只能從返往的家書，間接探知他在獄中的狀況。不過此前，家人一路陪著曾錦堂成長，自襁褓到青年，那二十年間，他們朝夕相處，成為記憶的基調。
曾錦堂的家人，在二○一四年提供給我們的記憶是這樣的：一九二九年，曾錦堂出生於臺南市，全家借住臺南市的古剎西華堂。曾家有三位兒子：曾培堯、曾錦堂、曾煥堂；一位女兒：曾麗香。在妹妹麗香的回憶中，二哥聰明、活潑，愛吹口琴與彈吉他，無師自通，卻樣樣拿手。她也轉述了三哥曾煥堂的回憶——曾錦堂曾對他說：「希望以後一起創業」。煥堂這樣描述這位早逝的兄長：「若哥哥還在世，絕不會輸王永慶。因為他是很有眼光的人，有前瞻性、有野心、更有膽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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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香談起與哥哥相處的回憶——由於家中三位兄長與她的年紀相差甚多，她不時感到寂寞。曾錦堂卻很細心，注意到妹妹的低落，便常常帶小貓、小狗回家作她的玩伴。或是麗香心情不好時，便搭著她的肩膀，一起繞著西華堂的大埕說笑、唱歌。二○一四年也還在世的老舅舅，年屆九十，回憶起這個外甥，直說他嘴巴甜、愛說話。家人的記憶中，曾錦堂是體貼、開朗、能言善道的青年。
在幼年的妹妹眼中，相較於自己的孤僻，哥哥是耀眼的太陽。曾錦堂自公學校畢業後，考進臺南工學院的附屬工業學校（今成大附工）機械科。除了成績好，他也熱中於校內的公共事務，特別受同學們的喜愛，擔任自治會長。曾錦堂的遺物，有一張與附工同學的合照——連他在內，四位青春、朝氣、帶著調皮笑容的學生，穿著制服，一齊在臺南市中山公園（今臺南公園）合影。照片中，四人手上拿著書，趴臥草地。照片背面寫著「一九四九年十月三日」。合影的四位青年，分別是曾錦堂、林嘉明、李添木、邱焜棋，都是他要好的同學。
接著，麗香對哥哥的回憶，來到了特務抓人的那一天。一九五○年八月十七日，深夜傳來緊促敲門聲。兄長穿著臺南附工的制服，似乎早有預感。陌生人表明他有「匪嫌」，要曾錦堂隨他們走一趟。母親護子心切，囑咐曾錦堂從後門逃走，卻換來堅定的拒絕。也許曾錦堂是不想給家人帶來災難吧！當晚的細節及之後的種種，在麗香的記憶裡早已模糊。她唯獨有一個深刻印象——特務窮凶極惡，殺氣騰騰，讓年幼的她相當驚駭，多年後仍然是鮮明的印記。
悲劇如何發生？曾家人所知不多，甚至連同案的人有誰、或是合照中三位青年是否也遭遇這場災變？一切都理不清楚。麗香心想，風暴的開端也許與合照中的「書」有關。她猜測，哥哥應該是參加了學校的讀書會，讀了「紅色書籍」。至於讀書會有誰？何時進行？哪些人入獄？麗香一概不知，也不覺得哥哥真有參與國家指控的「非法組織」。又好比兄弟曾煥堂的回憶——曾錦堂曾在家中祕密組裝無線電，在當年可是違法的事。因此，舅舅判斷「曾錦堂一定有做些什麼」。麗香卻不同意，她認為哥哥「應該只是純粹有興趣」。
即使在家族的記憶中，對於曾錦堂為何招來災厄，也有著分歧的猜想——卻也都止於猜想，缺乏清楚的細節。那麼，麗香究竟怎麼理解悲劇的起因？她的判斷是：「源於一位外省老師。」多年前，她接受彰化高中老師呂興忠訪問時，這樣詮釋了哥哥的案情：「是『讀書會』中一位來自中國的年輕教師，被國府視為匪諜逮捕時，身上帶著他與曾錦堂等十位得意門生的合照，這張照片就成為特務羅織罪名的『證據』。」後來教師被捕，跟他親近的學生也都被國家指控為匪諜，枉送了青春。
當然，如果細讀曾錦堂留下的家書，有些段落不免讓我們這些外人猜想，曾錦堂也許並非是一個對思想、現實關懷毫無自身判斷的青年。家書的一些段落，流露與戰後初期的臺灣青年相似的思想傾向。例如他在被捕後的明信片寫到：「世界不是僅只充滿了苦惱的東西，而是我們鬥爭的對象」，「如果我們能夠鬥爭，起來打破了前面的阻礙，仍可以達到我們的要求，得到勝利的歡喜」。從他當時使用的「鬥爭」等詞彙，大概不難從中揣摩出他的思想光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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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過頭想，朝夕相處的家人，對曾錦堂的理解應該知之甚深。什麼時刻開始，家人對曾錦堂的認識開始有了留白，也許是曾錦堂去學校念書後的事了——麗香就說：「我這個哥哥很忙，印象中很難得看到他。」他熱中於學校活動，而這些同學、社團、活動，麗香其實說不清楚。至於這位攸關曾錦堂生死的外省老師，在麗香的記憶中，也沒有確切的臉孔與名字。作為一個關鍵人物，他的身分與其說是實證的，更不如說是象徵的存在。外省老師像是雙面刃——帶著新時代、新知識的氣息，吸引了光復後想要認識祖國與新時代的熱情本省青年；卻也同時帶有複雜、欺騙與背後隱含的政治目的，最終成為死神將鐮刀揮向眾人的導火線。說到底，他的姓名與臉孔並不重要，但是對於這位外省老師的想像，終究給了麗香對於無以名狀的悲劇一個「可理解」的答案。總之，人死了，死了以後，再去追究太多的細節都無意義——政治太複雜，戰後的政治更複雜。麗香只能守住一條線：一種受壓迫家庭的立場，一種堅守臺灣認同並拒斥外來統治的政治判斷。
可以推想，曾錦堂的死亡對家庭是一個巨大震撼。曾家保存了一張罕見的照片：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七日，曾錦堂槍決於馬場町後，家人把他的遺體領回，便在臺南老家的正廳擺設靈堂，用相機拍下他平躺、全身著白衣的遺體。這並非當時臺灣民間常有的習慣——在戰後的政治暴力史中，除了二二八遭害的嘉義畫家陳澄波、死於白色恐怖的一位潭子呂家少年，接著就是曾錦堂的家庭，才拍攝並保存了這樣的相片。
曾家的長輩，當年基於什麼動機，才為死後的曾錦堂拍下這樣一張照片？是為了追念或作為無言的見證與控訴？至今已不可考。不過大概可以確定，從此之後，曾錦堂愈來愈成為家中的禁忌。麗香說，原本曾家三兄弟都熱愛古典音樂與歌劇，常在家中三重唱。從他死後，歌聲也在家中消失。而日本時代有淡水女學堂高學歷的母親，因歷經劇變，健康每下愈況。個性孤僻的麗香，開始變得體貼。她幼年時很常追問錦堂為什麼消失？但大哥提醒她，「不要問，爸媽會傷心。」她學會了沉默，從此不再追問。
一家人繼續生活。關於曾錦堂，彷彿只剩一片沉默。大家都遺忘了嗎？表面上如此，實則不然。一九六一年，曾培堯開設畫展，廣獲好評。正當麗香以培堯的成就感到驕傲時，父親突然開口說：「你的錦堂兄也是曾家優秀的子弟，可惜還來不及發揮才華，就被奪走了生命。」一九九一年，曾培堯過世，大嫂整理他的遺物，麗香才第一次見到被埋藏了四十年的錦堂獄中家書。麗香意識到，不只是她自己，全家人都沒有忘記錦堂。一家人，雖然不說，但心底都各自埋藏了一份對曾錦堂的回憶與傷痛。
在這樣的家庭氛圍中，「錦堂之死」的確隨著時間流逝而漸漸沉默。曾家人似乎不曾主動探聽——曾錦堂還有哪些難友？有什麼倖存者出獄了？哪裡可以瞭解曾錦堂的案情或在獄中的情形？漸漸的，關於他的名字，像是沉入湖底的石頭，被愈來愈多的沉積物給掩蓋。我想，在我們進一步叨擾家屬前，關於他的記憶，已經很久未被這樣擾動。
二○一四年，我們曾請教麗香，知不知道曾錦堂的墓在何方？她說她已經忘了墓在哪裡，甚至不記得有沒有為哥哥辦過喪禮——雖然家中保存了一張他躺在靈堂的照片。不過那死去的遺體，與她印象中的哥哥差距甚大。哥哥被收屍回家時，她感到陌生與迷惘——屍體比印象中爽朗的哥哥要矮了一截，矮小萎靡，甚至懷疑家人是不是搞錯了人。她也一度幻想：哥哥其實沒有死，只是去日本、美國留學了，也許終有一天會爽朗地回到家中。麗香對於哥哥的記憶，寧願停留在他還有呼吸、對她疼愛至極的時刻——他是單純的青年、優秀的青年、熱心向學而惹禍上身的青年。因此，毋須再追問無助於挽回悲劇的細節。過去的記憶尚有餘溫，足以陪伴漫漫長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