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所有中國人一樣，李銳當時沒有辦法改變或者離開這塊土地，晚年的他當然也沒有辦法與體制告別。原因何在？1983年，我在中國人民大學親耳聽過中共黨內歷史學家李新一番痛徹心肺的說話：「都說中國知識份子沒有骨氣，這沒有骨氣的原因在哪裡？就是因為沒有私有財產。就算在生活在國民黨統治之下，你對當局不滿，可以回家種田養活自己。在共產黨領導之下，一個人的生存都得依靠這個黨，工作得靠黨安排，房子得靠黨分配，從孩子進幼稚園、上小學中學，哪個環節離開黨都不行。這種情況下，知識份子敢批評黨，就斷了生路。這種情況下哪有什麼脊樑可言？」
就算經過改革40年，在政府部門工作，仍然是中國人的首選，因為只有公務員群體才有穩定的收入與福利。
1978年直至逝世：進有所為，退有所守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是中共自救下產生的一次意在擺脫危機的改革。由於毛的路線被否定，李銳才算有了一次短暫的機會施展其才，1980年代複出後曾經擔任中組部常務副部長, 兼任青年幹部局局長，在這段時間內，李銳的用人思想，比較完整地體現他的《起用新一代》這本文集中。當時中國還是老人政治，李銳已經清醒意識到中共幹部必須大換血，起用新人。他對經歷過文革十年、上山下鄉或者在工廠基層打熬過又在恢復高考後進入大學深造的這代人深抱期望，認為這種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苦難經歷，使這代人既瞭解底層的苦難，又有變革之志，必將成為中國改革的棟樑之材。因此，他在中組部青幹局局長位置上，堅持「任人唯賢」，曾經破格提拔了不少人才，包括平民子弟，也得罪過「太子黨」。中共選拔年青幹部的「第三梯隊」就是這麼建立起來的。不少人例如陳楚三在《一封信和「兩頭真」——紀念李銳老》、閻淮在《進出中組部》都記述過這段往事。看似簡單的「吏部文章」四字，但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都知道這裡包含老大一篇文章，這就是李老的「進有所為」。
李老退休之後，已無在朝身份，仍然堅持批評時政，講真話，從批評黨大於法，呼喚實行憲政，再到批評當朝領導人小學文化水準治國，網上均可查到。他與幾位黨內老人一道，為《炎黃春秋》背書，直至當朝對他們的身份再也不買帳關掉這家雜誌為止——這叫「退有所守」。關於李老及相同狀態的「兩頭真」老人，在1990至2010年代為何還有點說話機會，與他們接觸甚多的吳思寫過一篇《李銳先生為什麼能夠存在》，分析了其中原因。
隨著當局對言論管制的加劇，這批「兩頭真」老人活動空間越來越小。我親身經歷的一件事情，說明李老當時的真實處境與為人。2000年時，我在國內處境已經非常艱困，李老從別處知道情況後，曾來電詢問情況，聽後非常氣憤地說：「奈不何我們這些老的，就欺負你們這些小的」，建議我去找曾見過幾面的任仲夷先生（前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請他過問此事。我對他說，任老退休多年，恐怕管不了這事。李老堅持讓我去，說「這是他所在的地方，至少應該讓他知道這事」。幾天之後，我接到廣東省政協主席（或副主席，記不大清了）林先生的電話，告訴我，受李老託付，他去打聽了一下情況，整我不是廣東省的意思，是上面的指令，就算去找任書記，也沒有用——其實，李銳這些黨內老人，自身也受到國安（當時還沒國保）的「關照」。但他們總還是儘量想利用自己那點黨內資格，做點事情，希望幫助受政治迫害的後輩學人減輕點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