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中所提「四年前」，指的便是那場不了了之的「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所謂政治運動。「第五期」是一本香港雜誌《九十年代》。Jeff 的中文名字是薄佐齊，是他的姓氏 Buczacki 的諧音。在祖光伯伯和鳳霞姨的心目中，我就像他們的女兒，佐齊自然是「乘龍快婿」，相處得非常愉快，人不在面前的時候，自然會「非常想念」。
一九八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寫回信給夏公的時候，只是十分誠實地將自己的過往作了極為簡略的說明，關於吳祖光先生的一節，卻讓我頗費躊躇，許多的字裡行間自然是不方便多說的。好在，祖光伯伯的電話馬上就來了，關於國內形勢，他說了這樣一句話，「山雨欲來風滿樓」，又說，「鳳霞身體不好，再也經不起折騰」。我了解，敢說敢做的祖光伯伯，念及鳳霞姨的安危，必是要謹言慎行起來。我非常默契地祝福祖光伯伯旅途平安，息了見面的想望。祖光伯伯在電話中頗為欣慰地告別。之後，自然仍然通信、仍然閒話家常。而且，一九八九年二月十三日，祖光伯伯又一次挺身而出，連同邵燕祥、黃子平、蕭乾等共三十三位北京文化界名人連署上書「人大常委會」和「中共中央」，要求釋放魏京生等政治犯，引起國際社會極大關注。不久，便是六四屠城。於是，雖然有著無限的牽掛，一九八六年在北京與祖光伯伯、鳳霞姨的告別卻成了今生今世最後的告別。我們沒有機會再相見。這個阻隔完全不是由於地緣的距離，更沒有人際之間的阻礙。這個阻隔完全是政治的因素。我們沒有辦法打碎那堅硬的藩籬。
如此複雜的心緒，如何寫給夏公，也是頗費思量的事情，寫了改，改了寫，直到十一月七日才定稿付郵。夏公的睿智在這個時候充分地表現出來，他全懂，全明白，而且非常的默契。讓我非常的佩服。
一九八八年夏天，我們必須離開駐節兩年的曼哈頓，回到華盛頓去。在離開之前，在四月五日，我寫信給夏公，並且轉寄陽雨的文章給他。這篇文章是北京作家鄭萬隆在三月下旬寄我的。在四月二十日和二十一日分別寫信與致電夏公，請教他有關劉賓雁來訪的種種。夏公知無不言，並邀我在四月二十九日前往哥倫比亞大學 Pupin Building 聽劉賓雁演講。如此，我才能在五月一日完成〈又見劉賓雁〉一文。這篇文章修改多次，直到一年後，一九八九年五月十日以〈記劉賓雁〉為題，刊登在《聯合報副刊》。一九九三年初添加了〈後記〉收入三民書局出版的散文集《重疊的足跡》。
＊作者是一個四海為家的紐約人，在臺海兩岸度過漫長歲月。曾任教於美國國務院外交學院與約翰霍普金斯國際關係研究所。近三十餘年來以華文文學書寫為志業，出版長篇小說《多餘的人》、《亞果號的返航》、《團扇》；短篇小說集《長日將盡—我的北京故事》、《親戚》、《一個半小時》；散文集《雪落哈德遜河》、《文學的滋味》、《尋回失落的美感》、《風景》；書話《永遠的情人—46篇藏書札記》、《與書同在》；傳記《林布蘭特》等四十種。
本文選自作者最近出版的《尚未塵封的過往》（允晨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