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一段時間，其叡用在台灣準備考試的方式準備德國的考試，卻一次又一次發現考試的題目出乎她的意料之外。累積一次又一次錯誤期待給予的教訓，有一天她想懂了一件事：德國的考試，不管考的是什麼科目，基本上都不考你輕易可以查得到的東西，基本上完全不考驗你的背誦能力，耗時間、花力氣去背誦的，考卷發下來，幾乎必然證明是白費的。
德國學生不背化學元素表；德國學生不背英文生字的德文解釋；德國學生不背歷史事件發生在哪一年；德國學生也不背數學公式。他們甚至不怎麼認真學習基本運算，上課和考試時，他們可以隨時帶著計算機，不，他們被要求上課和考試時必須一直帶著計算機，任何計算機能做的，就都交給計算機去做。
到了德國，她深切感受到，在台灣當老師，真是辛苦，有時也油然生出愧疚之情，想到自己曾經給老師添過那麼多麻煩。台灣老師的工作時間、工作負擔，比德國老師多了至少一倍吧？她知道、我們都知道，台灣老師為什麼會那麼忙、那麼累，所以該問的是：德國的中學老師為何如此輕鬆？
第一，因為至少到了其叡去唸的九年級、十年級，從學校到家長到學生，沒有人認為學生的生活習慣、紀律，是老師的事。那是學生自己應該要負責的，不能推給老師來管。如果牽涉到社會集體，那麼也不會是老師要管，而是整個社會都要管。
在德國，人一方面活得很自我、很個人，但弔詭地，正因為肯定、尊重每一個人的自我決定，另一方面也就產生了對於個人責任的嚴厲評斷。在不妨礙別人的情況下，一個人愛怎麼樣就怎麼樣，奇裝異服或瘋瘋癲癲，不會有人來干預，甚至有時近乎冷漠地，也沒有人會來關心。但若是牽涉到別人，牽涉到社會集體，那麼一點點脫序行為都會引來普遍的指責、制止。
最明顯的，就是開車的行為。德國人使用喇叭的方式，和台灣人很不一樣。在德國，很少聽到催促或警示性的喇叭，絕大部分的喇叭聲要表達的，都是指責。開車按喇叭是少有、嚴重的事，那是對某種不當行為表現的義憤。一般正常狀況中，德國駕駛極有耐心。
一般正常狀況中，德國駕駛在路上很專心，不太容易看到沒注意到綠燈亮起要起步的車，不容易看到換車道忘了看照後鏡的車，更不容易看到轉彎沒看行人或腳踏車的車。所以德國駕駛不會、不需要用喇叭聲來提醒、催促或警告。然而，一旦遇到有人不按照應有的規矩開車，即使跟他無關、沒有妨礙到他的行車，德國駕駛都會立即憤怒地按下喇叭。
也可以說，就是因為每個駕駛開車中都同時在監督其他人如何開車，每個駕駛開車時也都意識到被其他所有駕駛所監督，他們就不太可能脫序開車，養成了平素專注、守規開車的習慣。中學生的行為也一樣吧！兩股力量約束著他們的行為，一股是自我責任感，來自於別人長期給予的空間與尊重，讓他們早早就明白，自己做的事由自己決定，也就要由自己承擔。另一股是社會的集體「彼此自由」的強烈價值觀，如果你的行為可能妨礙、破壞別人的自由，那麼一下子每個人都回過頭來成了你的監督者。
這兩股力量中，不包括老師。有這兩股力量的作用，老師就不需要負責學生的行為，學生成長的過程中，也就不需要花那麼多的時間與能量在反抗老師上。
德國老師輕鬆的第二個原因，是因為他們不需要教那麼多。他們教的，是知識的道理，是取得知識、思考知識的方法，而不是知識本體。知識的本體，是學生自己應該去追求、去累積的，不能靠老師來傳授、來灌輸。
重思考、不重答案，才能累積成一輩子的能力
在德國上數學課，其叡發現同學們大部分都不會最基本的直式運算。對，就是我們每個小孩到小學四年級之前就學會、就具備的基本能力，把數字直著寫下來，在紙上進行運算。德國中學生腦袋裡連這種最根本簡單算術的方法都沒有，更不要提什麼快速解題的公式了。對於其叡可以比他們迅速獲得四則運算的答案，他們也都覺得很神奇、很了不起。
對於數學解題，他們學得很少、很差；但相對地，在數學原理上，他們學得很清楚、很透澈。他們都具備一眼就看出來數學推理次第的能力，在這方面他們比其叡強得多了。其叡很快就知道：如果考解題，像在台灣那樣考，德國班上大概沒有什麼人考得贏她。但德國的數學課不考解題，至少不以考解題為主。和其他所有課程一樣，數學課的考試，也都以問答為主。考試要寫的，不是你求得的答案，而是你對這個數學問題的「意見」，你怎麼看、如何分析，決定用什麼方式處理。如果過程中遇到了要運算─請用手上的計算機。
其叡在德國數學課第一次接觸到三角函數，也就是說她用德國的方式學了三角函數。放假回到台灣，她在台灣的老同學們也在學三角函數。她看了同學的學法，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她知道、她相信台灣的三角函數題目不是她應付得來的；同時她又知道、又相信，台灣的同學們用這種方式根本無法真正弄懂三角函數的來源與基本道理。
小時候，她常常問我的一個問題，現在她自己有了答案，很不一樣的答案。那時候，每當做數學作業、化學作業做得很煩時，她會問：「我們幹嘛要學這些東西？我們將來會用到嗎？你現在有用到國中學的代數、幾何或化學元素表嗎？」我那時給的答案，是叫她不要用那麼功利的角度看待知識，尤其是基礎知識。用得到用不到，不是那麼簡單、直接的。那麼小的年紀時，誰也說不準用得
到或用不到。更重要的，是缺乏了這樣的基礎，沒有打下這樣的基礎，許多或許「有用」的知識就永遠建立不起來了。
德國經驗給她的答案是：如果用德國的方式學，她就不會生出有沒有用的懷疑。因為那不是一套特定針對這些題目的解答能力。小孩想破頭都想不出來以後什麼時候會用到二元二次方程式。但小孩，至少是像她這樣數學、化學中等資質的小孩，可以了解數學、化學內部的道理，可以知道這些道理管轄了那麼多現實的事物。還有，這樣學到的數學、化學，學到了就學到了，就留在腦中，不會從這次考試到下次考試的時間中就忘掉了。
＊作者為知名作家。本文選自作者新作《別讓孩子繼續錯過生命這堂課─台灣教育的缺與盲》（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