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要鬧到什麼程度才甘願？」說出口卻成為罪人：她的世界破了一個大洞，再也補不回來
在一個集體共犯結構之中，說出來並不是惡夢的終結，而是另一場惡夢的開始。愛林為了保護學妹揭發田老師時似乎就預見災難開端，《沉默的島嶼》寫下她當時心情：「她擔心自己說出來的是大人無法承受的真相，一旦說出來了眼前的世界可能就此崩壞，她不確定自己能否負擔世界崩壞的責任……」
確實這世界壞了。儘管校長終於啟動通報機制，也上了法庭，法官問的是「你們要多少錢才願意和解」，田老師向媒體表示自己有4個小孩要扶養沒錢上訴，田太太衝進愛林家裡碰一聲跪在她面前說「求求妳不要再告田老師了」，前校長哀求「求求你們放手吧」，Y主任的先生則先斥責愛林爸媽「你們做家長的也有錯」，之後又說：「你們要鬧到什麼程度才甘願？」
多年後陳昭如訪談時，愛林仍記得當時常有人到家裡吵吵鬧鬧，爸媽要她待房間裡不准出來。一家人無法搬離傷心地，她升國中時常面對同學閒言閒語，只能在日記寫下委屈：「為什麼我本來是受害者，卻變成害人的人？是不是自己做錯了？……我好想消失，只要能失去記憶就好了，不然消失在世上就好了。」
「愛林做錯了什麼嗎？當然沒有。然而周遭的沉默與背棄，有如把她推向更孤絕的位置，讓她的世界破了一個大洞，再也補不回來了──那是幾乎與性侵不相上下的毀滅力。」陳昭如如此寫到。
為什麼大人選擇沉默甚至否認？童年時曾遭褓姆一家人性侵、於《不再沉默》一書寫下自身經歷的陳潔皓，於《沉默的島嶼》新書座談時道破問題──兒童性侵案件利用的不只是孩子的信任感，還有大人的信任感，當傷害真的發生，大人無法接受學校是一個會出錯的地方，更惡劣一點甚至會說加害人、他們認識的老師不會做這種事情，他們沒有把「保護小孩」放在優先順位，而是把保護自己、自己認識的世界排在優先順位，「他寧願自己的世界不要受到打擾，不要去承擔一個很重的東西。」
而陳昭如書中，當年曾任花蓮縣教育處處長、也在田老師性侵案件首次查案的陳玉明，也認為大人的沉默是一種自保，畢竟出事的小村封閉，性侵又是禁忌話題，「大人大概是為了自保，只好麻醉自己、掩耳盜鈴吧。」
「如果我們沒有重視小孩鼓起勇氣說出來的話，再多的法令都沒有用」
「或許這世上沒有真正的惡人，只有內心軟弱的人。」陳昭如在〈記憶的光〉一章如此書寫犯案的謝老師，這句話似乎也能與這些「沉默」相呼應。儘管如此，軟弱帶來的沉默，依然會鑄成難以挽回的傷害：「當一個團體不願談論禁忌的話題，經常會讓每個人臣服於這種壓力，說服自己不可能、沒這回事，否認事實的存在，讓沉默成為罪行的幫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