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有危機或悲劇發生，就無可避免會出現謠言與臆測。大部分人沒有辦法根據他們個人或直接的知識，得知為什麼飛機會墜毀、國家元首會被暗殺、恐怖攻擊會成功、一個經濟體會突然陷入窮途末路。這類事件發生之後，一定會出現許多臆測，其中有些會指向某種陰謀。對某些人來說，這些臆測之所以看似合理，或許是因為它們為憤怒和責難提供了合適的出口，或許是這些臆測在某種層面上令人快慰或吻合了其他深植的信念，也或許是因為完全沒有解釋會讓人不安。悲慘的事件會激起憤怒，而當人們感到憤怒時，更會想要找到事件的起因，為他們的情緒提供正當理由，並且將這些事件歸咎於有意圖的行動。
很重要的一個認識是，陰謀論成敗的關鍵在於既有的傾向和信念。在有些人傾向於相信這類理論的情況之下，即使這些理論是建立在高度臆測性的說法上，他們還是會受到吸引。對某些人而言，相信FBI是金恩博士暗殺事件的幕後主使會造成太大的衝突；這種想法會動搖他們對其他太多事情的判斷。也有些人會覺得FBI涉案的可能性，讓他們的其他判斷獲得了強烈的支持，甚至確認。對於大多數美國人來說，認為美國政府會攻擊自己的國民，所以得為恐怖攻擊負責的主張，會讓他們無法再相信自己的其他許多判斷。不過這個論點顯然不適用於許多伊斯蘭國家的人民，他們不會覺得相信美國（或是以色列）要為攻擊事件負責有什麼衝突的地方。
在陰謀論的領域中，就和其他領域一樣，人也會試圖在自己的各種信念中找到某種平衡，而到底要接受或是拒絕某個陰謀論，往往取決於何者會創造平衡。有些信念還具有激勵性（motivated），指的是人們樂於保有它們，或不樂於拒斥它們。是接受（或拒絕）一個陰謀論，經常就是這麼決定的。當有人提出有暗殺政治領袖的陰謀、或是在國內外犯下或坐視暴行發生的陰謀存在時，聽到的人有哪些動機和先決知識，往往決定了他們的反應。
這些論點說的都是個人判斷，排除了社會影響。但是在發生了毀滅性事件之後，社會影響至關重大。有多少人會直接知道或根據個人調查知道蓋達組織（Al Qaeda）是否要為九一一攻擊事件負責，奧斯華（Lee Harvey Oswald）暗殺甘迺廸總統是否為單獨行動，愛滋危機是怎麼發生的，看似飛機失事導致的不幸死亡是不是真的只是意外，是什麼導致了二○○八年的金融危機，而二○一三年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的真正背景是什麼？無可避免的，人必須仰賴其他人的想法。我們當中有些人會需要大量證據才會接受陰謀論，其他人需要的證據則少得多。因此，每個人決定接受或拒絕一個陰謀理論的門檻是不同的。滿足某個相關門檻的方法之一，是提供直接或間接的證據。另一個方法，則只需要指出有一些、許多或大部分（可信賴的）人都已經接受或拒絕了這個理論。這些情況適用資訊與名聲的社會流瀑（social cascades）。
＊作者為美國被引用次數最多的法律學者，過去15年來率先將行為經濟學運用在各種議題的探討。曾在芝加哥大學任教27年，2009至2012年間擔任白宮資訊及法規事務辦公室主任，目前為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桑思汀著作眾多，臺灣曾出版的有《推力》（Nudge）、《司法極簡主義》（One Case at a Time）、《網路會顛覆民主嗎》（Republic.com）、《破解團體迷思》（Wiser）。本文選自作者著作《剪裁歧見：訂作民主社會的共識》（Conspiracy Theories and Other Dangerous Ideas，衛城出版）。本系列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