陰謀論者的習性與殘缺的認識論。為什麼有人會相信證據薄弱或毫無根據的假陰謀論？以個人病狀來解釋這個問題有其引人之處，也許陰謀論是如偏執狂或自戀症等心理疾病的產物。誠然，有些人絕對是因為心理疾病或妄想，才會相信陰謀論。但是，我們在很多群體甚至是國家中都看到陰謀論廣為接受。若說這些群體中的全部或是大部分人都有心理疾病，恐怕難以取信於人。會相信那些重大陰謀論的，絕不限於有心理疾病的人。
心理疾病暫且不論，的確有證據顯示，在個人之間，是否會相信陰謀論的傾向有穩定的差異。 一個人是否會相信陰謀論最好的預測因子，似乎是他是否相信其他陰謀論。一個人如果相信了某一個陰謀論（例如金恩博士是被FBI所殺），就特別可能相信其他陰謀論（例如氣候變遷只是場騙局）。最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發現「這種傾向甚至會讓人相信彼此矛盾的陰謀論，以及完全虛構的陰謀論。所以，相信黛安娜王妃是假死的人，也比較可能相信她是被謀殺的；如果有人相信『真實世界中的陰謀論』（例如甘迺迪是陰謀計畫下的受害者），他也比較可能相信紅牛（Red Bull）能量飲料的成功背後有陰謀—但這其實是為社會心理學研究而特意製造出來的陰謀論。」
有些人的確顯現出特別容易相信陰謀論的強烈傾向。而奇特的是，這些人也特別容易相信互相抵觸的陰謀論，這一點反映在一項驚人的研究發現：相信賓拉登在美國特種部隊突襲他（在巴基斯坦的藏身處）之前就已經死亡的人，也比較可能相信他還活著。 有些人看待世界的一貫觀點似乎就是當權者總在進行陰謀；而符合這種世界觀的說法都很吸引他們，即使它們彼此矛盾。因此，「陰謀論是一種一貫的意識形態，而不是對個別陰謀論的信仰的集合。」 換句話說，主要概念是一種願意相信陰謀論的態度，由它整合對不同陰謀論的信仰（不過，如同我們即將看到的，陰謀論者並不是天生如此，而是被塑造成這個樣子）。
事實上有證據顯示，如果一個人相信某個科學發現是捏造的，實際上只是陰謀的產物，那麼他也比較可能對其他科學發現有同樣看法。 假設有些人認為登陸月球從未發生，那只是美國太空總署假造的，這些人也特別可能相信氣候變遷只是場騙局。誠然，即使是與科學完全無關的陰謀論思想（例如FBI涉入金恩博士的謀殺案），也會導致人將科學發現當成陰謀下的產物而加以拒斥。耐人尋味的是，研究發現，相信陰謀論的人，自己也比較有意願策動陰謀。
還有什麼特質的人會相信陰謀論？我們沒有所有答案，但是研究顯示，對政治不信任的人，自尊心較低的人，還有一般來說會反抗權威的人，比較容易受到陰謀論的思考方式吸引。 這種因果關係反過來也成立。相信陰謀論的人也會變得比較不可能涉足政治。
不過，為了本文討論的目的，要理解陰謀論為何廣為流傳，最有用的方法還是去檢視人到底如何開始相信一些事情。在某些領域中，人們深蒙哈丁教授所謂的殘缺的認識論，意思是他們所知的相對而言很少，而且不正確。 有許多極端主義者屬於這個範疇。他們的極端主義不是出於非理性，而是因為他們擁有的相關資訊很少，而他們僅知的一點事情支持了他們的極端看法。陰謀論的形成往往也有這個特性。例如，相信以色列要為九一一攻擊事件負責、或者相信CIA殺了甘迺廸總統的人，可能是以相當理性的方式在回應他們所接收到的資訊。
在此，我們要審度一個引人深思的主張，即恐怖主義比較容易發生在缺乏公民權和公民自由的社會中。 果真如此，這可能是因為恐怖主義其實不是一種抽象的暴力，而是政治抗議的極端形式。當人民沒有表達抗議的一般管道時，他們就會訴諸暴力。與此相關的一個因素是，如果公民權和公民自由受到限制，流通的資訊就會變得極少，來自政府的資訊也不可信賴。在這樣的狀況下，陰謀論會更容易散播，恐怖主義也比較容易興起。
謠言與臆測。有些陰謀論似乎是自然浮現的，幾乎同時出現在幾個或多個不同的社交網絡中。在這種情況中，它們可能是針對某個令人不安的事件、一般或地區性的經濟或社會壓力、真實或看似不公義的情形所做的回應。另一些陰謀論則是由陰謀論製造者（conspiracy entrepreneurs）有意發起和散播的，這些人對於陰謀論的傳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且可以從散播自己偏好的陰謀論中，直接或間接獲利。
後者的一個例子，是前文所提的中文暢銷書的作者。另一個例子是法國作家梅薩恩（Thierry Meyssan），他寫的《九一一：天大的謊言》（9/11: The Big Lie）不僅成為暢銷書，也因為其主張而轟動一時，書中指稱五角大廈在九一一當天遭到毀損，不是因為美國航空七十七號班機的撞擊，而是在軍事工業複合體發動的政變中，被第一波攻擊的飛彈所擊中（在九一一攻擊事件的脈絡中，還可以舉出其他許多例子）。
製造陰謀論的人當中，有些人完全是真心誠意的；其他人則是為了追求錢財或名聲，或是達成某個更普遍的社會目標。以愛滋病毒為例，有一群形形色色的人發起了不同的謠言，許多是關於陰謀的，而圍繞著這個病毒的騷動和恐懼，使得其中幾個謠言廣為散播。 即使是由陰謀論製造者提出的陰謀論，也只有一些會被廣為採信，有更多則消失於無形，而最關鍵的問題就是為什麼會有這種區別。這個問題有一些看似合理的答案，但主要應該還是取決於一些偶然而不可預期的因素，包括是誰對誰說了什麼，又是在什麼時候。 和一般的謠言一樣，陰謀論究竟會成功或是失敗，絕不是事先注定的。
只要有危機或悲劇發生，就無可避免會出現謠言與臆測。大部分人沒有辦法根據他們個人或直接的知識，得知為什麼飛機會墜毀、國家元首會被暗殺、恐怖攻擊會成功、一個經濟體會突然陷入窮途末路。這類事件發生之後，一定會出現許多臆測，其中有些會指向某種陰謀。對某些人來說，這些臆測之所以看似合理，或許是因為它們為憤怒和責難提供了合適的出口，或許是這些臆測在某種層面上令人快慰或吻合了其他深植的信念，也或許是因為完全沒有解釋會讓人不安。悲慘的事件會激起憤怒，而當人們感到憤怒時，更會想要找到事件的起因，為他們的情緒提供正當理由，並且將這些事件歸咎於有意圖的行動。
很重要的一個認識是，陰謀論成敗的關鍵在於既有的傾向和信念。在有些人傾向於相信這類理論的情況之下，即使這些理論是建立在高度臆測性的說法上，他們還是會受到吸引。對某些人而言，相信FBI是金恩博士暗殺事件的幕後主使會造成太大的衝突；這種想法會動搖他們對其他太多事情的判斷。也有些人會覺得FBI涉案的可能性，讓他們的其他判斷獲得了強烈的支持，甚至確認。對於大多數美國人來說，認為美國政府會攻擊自己的國民，所以得為恐怖攻擊負責的主張，會讓他們無法再相信自己的其他許多判斷。不過這個論點顯然不適用於許多伊斯蘭國家的人民，他們不會覺得相信美國（或是以色列）要為攻擊事件負責有什麼衝突的地方。
在陰謀論的領域中，就和其他領域一樣，人也會試圖在自己的各種信念中找到某種平衡，而到底要接受或是拒絕某個陰謀論，往往取決於何者會創造平衡。有些信念還具有激勵性（motivated），指的是人們樂於保有它們，或不樂於拒斥它們。是接受（或拒絕）一個陰謀論，經常就是這麼決定的。當有人提出有暗殺政治領袖的陰謀、或是在國內外犯下或坐視暴行發生的陰謀存在時，聽到的人有哪些動機和先決知識，往往決定了他們的反應。
這些論點說的都是個人判斷，排除了社會影響。但是在發生了毀滅性事件之後，社會影響至關重大。有多少人會直接知道或根據個人調查知道蓋達組織（Al Qaeda）是否要為九一一攻擊事件負責，奧斯華（Lee Harvey Oswald）暗殺甘迺廸總統是否為單獨行動，愛滋危機是怎麼發生的，看似飛機失事導致的不幸死亡是不是真的只是意外，是什麼導致了二○○八年的金融危機，而二○一三年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的真正背景是什麼？無可避免的，人必須仰賴其他人的想法。我們當中有些人會需要大量證據才會接受陰謀論，其他人需要的證據則少得多。因此，每個人決定接受或拒絕一個陰謀理論的門檻是不同的。滿足某個相關門檻的方法之一，是提供直接或間接的證據。另一個方法，則只需要指出有一些、許多或大部分（可信賴的）人都已經接受或拒絕了這個理論。這些情況適用資訊與名聲的社會流瀑（social cascades）。
＊作者為美國被引用次數最多的法律學者，過去15年來率先將行為經濟學運用在各種議題的探討。曾在芝加哥大學任教27年，2009至2012年間擔任白宮資訊及法規事務辦公室主任，目前為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桑思汀著作眾多，臺灣曾出版的有《推力》（Nudge）、《司法極簡主義》（One Case at a Time）、《網路會顛覆民主嗎》（Republic.com）、《破解團體迷思》（Wiser）。本文選自作者著作《剪裁歧見：訂作民主社會的共識》（Conspiracy Theories and Other Dangerous Ideas，衛城出版）。本系列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