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還是碩班研究生的時候，有一次輪到報告紅樓夢的英譯。我從圖書館借了一套三冊的Dream of The Red Chamber，奇怪的是每一冊的版權頁都被撕掉了，根本不知道譯者是誰。上課時，我先聲明我不知道譯者是誰，因為有某個沒公德心的讀者把版權頁撕掉了。沒想到我的老師康士林教授（Professor Nicolas Koss）很淡定的說，「是我撕的。」我們全都大吃一驚，讀書人居然會做出這樣的事情，真是不可置信。但康老師解釋說，書是戒嚴時期他帶進台灣的，不把版權頁撕掉的話，有被海關沒收的風險。然後他告訴我們譯者是楊憲益和他太太Gladys Yang（戴乃迭）。那是我第一次聽到楊憲益這個名字。
那是一九九○年代初期，解嚴未久，那時也沒有Google，我們對大陸的譯者幾乎一無所知。一九九三年春天，我們四個研究生隨康老師到北京參訪，北外、譯協、外文局出版社等單位都去了，走馬看花。一天下午，康老師忽然說，帶妳們去見個老朋友。我們就這樣去了楊憲益和戴乃迭的家。建築灰沉沉的，他們小小的家分成兩個單位，一邊是臥室，一邊是起居室，中間還隔著公用走廊，想來十分不便。但楊先生還直說，很好住了，看了真是有點不忍。
戴乃迭那時已經不識人事，坐在邊上似醒非醒，沒有說話。楊先生卻是一派老紳士模樣，跟康老師開了一瓶洋酒，邊喝邊聊。我們稱讚翻譯紅樓夢工程浩大，楊先生卻揮揮手，說賈寶玉是個sissy，不合他的胃口。我們在北京買了不少字典，於是稱讚大陸工具書比台灣齊全得多，楊先生又哼了一聲，說中國沒別的長處，就是人多。我們實在太生嫩了，不知楊先生是客氣話還是真心話，只好乖乖閉嘴聽他們老朋友敘舊。
後來讀了博士班，楊戴合譯的作品成了我的研究材料之一，漸漸知道這有一面之緣的老先生老太太，竟然是名滿天下的多產譯者。但總還是有許多難解之處。看了這本《他翻譯了整個中國》，補上了一些原來不明白的地方。為什麼康士林教授在戒嚴期間帶他們的紅樓夢譯本進台灣，要把版權頁撕掉？雖說依照戒嚴法規定，「匪酋、匪幹之作品或譯著及匪偽出版品一律查禁」，但其實執法時鬆時緊，像傅東華、王力等人，在戒嚴期間就悄悄以本名在台發行著譯作品了。或許傅東華、王力既然被打成右派，就沒那麼犯禁；楊憲益這種在大陸官方機構做事，專門幫熊貓出版社出書的，風險的確高一些吧。畢竟戒嚴期間，提到郭沫若時還要加給匪字，寫成「郭匪沫若」。又為什麼我們在一九九○年代初期去看楊憲益夫婦時，他們住得那麼寒酸，並不像我們以為的「國寶級待遇」？因為那是在六四之後，楊憲益已經跟共產黨翻臉了。 （相關報導： 美國作家團體：英文書中譯版被擅自刪改 ｜ 更多文章 ）
開始教書以後，有一次面試一位申請入學的美國學生。他本來在美國唸的是古典語言學系，學的是希臘文和拉丁文，後來看了一本紅樓夢英譯本，大受感動，因此跑來台灣學中文。我當然就問了是哪一個譯本，本來以為大概是企鵝文庫的霍克思（David Hawkes）譯本，想不到他說是楊憲益夫婦的譯本。楊憲益夫婦譯本，和霍克思、閔福德（John Minford）翁婿合譯本，到底那一個譯本好，研究者眾，論文也出了不少篇，甚至有人做成語料庫來比較。一般說來，楊氏譯本忠實、霍閔譯本流暢靈活大概是共識。但我無意在此比較譯本得失，一來中文母語者畢竟不是他們的目標讀者，譯本原是給英文讀者看的；再者我從初中開始看紅樓，在看譯本之前，中文原作已經看了多次，裡面的詩詞也能背幾首，因此我不是很好的裁判者。但那位美國學生因為楊氏譯本而學習中文，最後中文程度足以看紅樓夢的原著，也在台灣讀完翻譯碩士，開始翻譯台灣的小說，的確可以證明楊氏譯本的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