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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31-SMG0035-快訊小紅條兒

被糟蹋的一代譯者:《他翻譯了整個中國》選摘(1)

將中國典籍推銷到西方社會的翻譯家伉儷楊憲益與夫人戴乃迭。(維基百科)

將中國典籍推銷到西方社會的翻譯家伉儷楊憲益與夫人戴乃迭。(維基百科)

多年前,我還是碩班研究生的時候,有一次輪到報告紅樓夢的英譯。我從圖書館借了一套三冊的Dream of The Red Chamber,奇怪的是每一冊的版權頁都被撕掉了,根本不知道譯者是誰。上課時,我先聲明我不知道譯者是誰,因為有某個沒公德心的讀者把版權頁撕掉了。沒想到我的老師康士林教授(Professor Nicolas Koss)很淡定的說,「是我撕的。」我們全都大吃一驚,讀書人居然會做出這樣的事情,真是不可置信。但康老師解釋說,書是戒嚴時期他帶進台灣的,不把版權頁撕掉的話,有被海關沒收的風險。然後他告訴我們譯者是楊憲益和他太太Gladys Yang(戴乃迭)。那是我第一次聽到楊憲益這個名字。

那是一九九○年代初期,解嚴未久,那時也沒有Google,我們對大陸的譯者幾乎一無所知。一九九三年春天,我們四個研究生隨康老師到北京參訪,北外、譯協、外文局出版社等單位都去了,走馬看花。一天下午,康老師忽然說,帶妳們去見個老朋友。我們就這樣去了楊憲益和戴乃迭的家。建築灰沉沉的,他們小小的家分成兩個單位,一邊是臥室,一邊是起居室,中間還隔著公用走廊,想來十分不便。但楊先生還直說,很好住了,看了真是有點不忍。

戴乃迭那時已經不識人事,坐在邊上似醒非醒,沒有說話。楊先生卻是一派老紳士模樣,跟康老師開了一瓶洋酒,邊喝邊聊。我們稱讚翻譯紅樓夢工程浩大,楊先生卻揮揮手,說賈寶玉是個sissy,不合他的胃口。我們在北京買了不少字典,於是稱讚大陸工具書比台灣齊全得多,楊先生又哼了一聲,說中國沒別的長處,就是人多。我們實在太生嫩了,不知楊先生是客氣話還是真心話,只好乖乖閉嘴聽他們老朋友敘舊。

後來讀了博士班,楊戴合譯的作品成了我的研究材料之一,漸漸知道這有一面之緣的老先生老太太,竟然是名滿天下的多產譯者。但總還是有許多難解之處。看了這本《他翻譯了整個中國》,補上了一些原來不明白的地方。為什麼康士林教授在戒嚴期間帶他們的紅樓夢譯本進台灣,要把版權頁撕掉?雖說依照戒嚴法規定,「匪酋、匪幹之作品或譯著及匪偽出版品一律查禁」,但其實執法時鬆時緊,像傅東華、王力等人,在戒嚴期間就悄悄以本名在台發行著譯作品了。或許傅東華、王力既然被打成右派,就沒那麼犯禁;楊憲益這種在大陸官方機構做事,專門幫熊貓出版社出書的,風險的確高一些吧。畢竟戒嚴期間,提到郭沫若時還要加給匪字,寫成「郭匪沫若」。又為什麼我們在一九九○年代初期去看楊憲益夫婦時,他們住得那麼寒酸,並不像我們以為的「國寶級待遇」?因為那是在六四之後,楊憲益已經跟共產黨翻臉了。

開始教書以後,有一次面試一位申請入學的美國學生。他本來在美國唸的是古典語言學系,學的是希臘文和拉丁文,後來看了一本紅樓夢英譯本,大受感動,因此跑來台灣學中文。我當然就問了是哪一個譯本,本來以為大概是企鵝文庫的霍克思(David Hawkes)譯本,想不到他說是楊憲益夫婦的譯本。楊憲益夫婦譯本,和霍克思、閔福德(John Minford)翁婿合譯本,到底那一個譯本好,研究者眾,論文也出了不少篇,甚至有人做成語料庫來比較。一般說來,楊氏譯本忠實、霍閔譯本流暢靈活大概是共識。但我無意在此比較譯本得失,一來中文母語者畢竟不是他們的目標讀者,譯本原是給英文讀者看的;再者我從初中開始看紅樓,在看譯本之前,中文原作已經看了多次,裡面的詩詞也能背幾首,因此我不是很好的裁判者。但那位美國學生因為楊氏譯本而學習中文,最後中文程度足以看紅樓夢的原著,也在台灣讀完翻譯碩士,開始翻譯台灣的小說,的確可以證明楊氏譯本的價值。

但看這本《他翻譯了整個中國》時,心酸的是譯者竟然沒有選擇要不要譯,要怎麼譯。上級叫他們翻譯甚麼,他們就得翻譯,中間還入獄多年,出來繼續翻譯,譯稿還得經過政治審查,還有一堆難以討好的紅學專家等著挑毛病。在這樣肅殺的氛圍下,譯者哪裡還能奢談甚麼翻譯策略,只求不出錯就謝天謝地了罷。難怪楊氏不少譯本都帶有一點公務員的匠氣,也算是譯者的無言抗議吧。文革期間入獄的譯者,當然不只楊氏夫婦。譯者必懂外文,懷璧其罪,永遠洗不清間諜、叛國的嫌疑,因此文革中受害的譯者極多。近年來爬梳台灣翻譯史,發現台灣在戒嚴期間,出版社曾大批盜用大陸譯者的作品,大陸譯者被台灣出版商塗改姓名、易名或匿名出版的,多達三百多人;而拜網路之賜,現在要查到對岸譯者的資訊已經不是難事。整理這批譯者資料的時候,更是心驚。只要看到過世年代在一九六○年代後期到一九七○年代中期的,就知道大概又是死於文革;沒死於文革的,多半也都吃過苦頭、蹲過監獄、勞改下放。楊戴二位從事中譯英,英文讀者多於中文讀者;他們在戒嚴時期又是犯禁的名字,台灣學界沒有什麼人提過。因此台灣知道他們兩位的甚少。但英譯中的譯者,台灣讀者可能熟悉一些,說不定也讀過一些他們的譯作。

楊憲益與載乃迭夫妻合譯的英文版《紅樓夢》三卷;及楊憲益的自傳《漏船載酒憶當年》。
楊憲益與載乃迭夫妻合譯的英文版《紅樓夢》三卷;及楊憲益的自傳《漏船載酒憶當年》。

像是〈漫漫回家路〉一章,提到一開始舉薦楊憲益回國任教的吳宓(1894-1978)和沈從文(1902-1988)。吳宓是哈佛回來的西洋文學專家,台灣1968年海燕出版的《福祿特爾小說集》(今譯伏爾泰),沒有署名,其實是他的學生陳汝衡翻譯的,譯筆極佳;吳宓本人則寫了一篇〈福祿特爾評傳〉,也收錄在海燕版裡面,只是當然也沒有署名。吳宓在文革中被下放牛棚,終日批鬥,還被推倒斷腿,動輒不給飯吃。苟延殘喘,晚景悽涼。沈從文大名鼎鼎,文革中也被批鬥甚慘,七十多歲還被下放洗女廁、種菜養鴨,苦不堪言。〈俞黔奔波〉中提及的梁宗岱(1903-1983)與台灣更有淵源,他的妻子沈櫻(1907-1988)攜子女來台灣後,成為知名的譯者,梁宗岱翻譯的《蒙田散文選》也在台灣被盜印至少五次。留法的梁宗岱在文革中吃盡苦頭,多次被毆打折辱。〈東下,北上〉提到的劉尊棋(1911-1993),也有一部譯作以假名在台灣流傳:志文出版社的《撒克遜劫後英雄傳》,其實就是劉尊棋翻譯的《艾凡赫》。劉尊棋因為待過美新處,反右年間下獄,文革又下獄,妻離子散。〈鋃鐺入獄〉一章中還提到名翻譯家傅雷,他譯的作品在戒嚴期間至少有八本在台灣盜版流傳,包括《高老頭》、《貝多芬傳》、《約翰・克里斯朵夫》、《托爾斯泰傳》等;又因其子鋼琴家傅聰藉出國機會出走,台灣皆解讀為「投奔自由」,大肆宣傳,因此傅雷的知名度在台灣頗高。他在文革中與妻子雙雙自殺,更是令人不捨。

反觀與楊憲益生命中同樣有過交會的另一批人,如梁實秋、羅家倫、杭立武,則因為選擇來到台灣,而有了截然不同的命運。這實在是當時始料未及的事情。

文學翻譯必有譯者,而譯者是活生生的人,必有其歷史背景、機運、喜好、包袱、感情與局限。因此談翻譯不能不談譯者。遺憾的是,因為政治的扭曲,我們過去有很多不能提的譯者。出生於二十世紀初的一輩譯者,命運之多舛實難想像:如果一九四九年留在大陸,就會遇到文革,而且譯作往往被台灣盜用數十年,也無人正名;如果來台,固然可以逃過文革,但也可能一輩子還鄉無望。今天看到這樣一本譯者的故事,多少彌補了一點遺憾。也希望未來能看到更多譯者的故事,對一代生命被糟蹋的譯者前輩致敬。

小檔案:

楊憲益(1915年1月10日-2009年11月23日),中國知名翻譯家,他是把《史記》推向西方世界的第一人;他翻譯的《魯迅選集》,是外國的高校教學研究通常採用的範本;與夫人載乃迭合作翻譯的《紅樓夢》三卷本,是至今為止唯一一部由中國人翻譯的全譯本;與英國兩位漢學家合譯的五卷本(譯名《石頭記》)一併,成為西方世界最認可的《紅樓夢》譯本;他還翻譯了《離騷》、《資治通鑒》、《長生殿》、《牡丹亭》、《老殘遊記》、《儒林外史》等經典作品。

戴乃迭,原名GladysB·Tayler,(1919年1月19日-1999年11月18日)出生於北京一個傳教士家庭。1937年,考入牛津大學,攻讀法國文學,導師修文斯先生介紹她加入了中國協會,錢鍾書、楊絳、俞大縝都是協會的成員。由此,她結識了後為該協會主席的中國留學生楊憲益,並毅然放棄了法國文學專業,改學中國文學,成為牛津大學第一位獲得中國文學榮譽學位的畢業生。楊憲益也放棄了法國文學專業,改學英國文學。

范瑋麗(左)與楊憲益,以及著作《他翻譯了整個中國:翻譯家楊憲益與英籍妻子Gladys的傳奇愛情與人生》(蔚藍文化)。
范瑋麗(左)與楊憲益,以及著作《他翻譯了整個中國:翻譯家楊憲益與英籍妻子Gladys的傳奇愛情與人生》(蔚藍文化)。

*作者為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教授。本文選自《他翻譯了整個中國:翻譯家楊憲益與英籍妻子Gladys的傳奇愛情與人生》(蔚藍文化)推荐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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