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還是碩班研究生的時候，有一次輪到報告紅樓夢的英譯。我從圖書館借了一套三冊的Dream of The Red Chamber，奇怪的是每一冊的版權頁都被撕掉了，根本不知道譯者是誰。上課時，我先聲明我不知道譯者是誰，因為有某個沒公德心的讀者把版權頁撕掉了。沒想到我的老師康士林教授（Professor Nicolas Koss）很淡定的說，「是我撕的。」我們全都大吃一驚，讀書人居然會做出這樣的事情，真是不可置信。但康老師解釋說，書是戒嚴時期他帶進台灣的，不把版權頁撕掉的話，有被海關沒收的風險。然後他告訴我們譯者是楊憲益和他太太Gladys Yang（戴乃迭）。那是我第一次聽到楊憲益這個名字。
那是一九九○年代初期，解嚴未久，那時也沒有Google，我們對大陸的譯者幾乎一無所知。一九九三年春天，我們四個研究生隨康老師到北京參訪，北外、譯協、外文局出版社等單位都去了，走馬看花。一天下午，康老師忽然說，帶妳們去見個老朋友。我們就這樣去了楊憲益和戴乃迭的家。建築灰沉沉的，他們小小的家分成兩個單位，一邊是臥室，一邊是起居室，中間還隔著公用走廊，想來十分不便。但楊先生還直說，很好住了，看了真是有點不忍。
戴乃迭那時已經不識人事，坐在邊上似醒非醒，沒有說話。楊先生卻是一派老紳士模樣，跟康老師開了一瓶洋酒，邊喝邊聊。我們稱讚翻譯紅樓夢工程浩大，楊先生卻揮揮手，說賈寶玉是個sissy，不合他的胃口。我們在北京買了不少字典，於是稱讚大陸工具書比台灣齊全得多，楊先生又哼了一聲，說中國沒別的長處，就是人多。我們實在太生嫩了，不知楊先生是客氣話還是真心話，只好乖乖閉嘴聽他們老朋友敘舊。
後來讀了博士班，楊戴合譯的作品成了我的研究材料之一，漸漸知道這有一面之緣的老先生老太太，竟然是名滿天下的多產譯者。但總還是有許多難解之處。看了這本《他翻譯了整個中國》，補上了一些原來不明白的地方。為什麼康士林教授在戒嚴期間帶他們的紅樓夢譯本進台灣，要把版權頁撕掉？雖說依照戒嚴法規定，「匪酋、匪幹之作品或譯著及匪偽出版品一律查禁」，但其實執法時鬆時緊，像傅東華、王力等人，在戒嚴期間就悄悄以本名在台發行著譯作品了。或許傅東華、王力既然被打成右派，就沒那麼犯禁；楊憲益這種在大陸官方機構做事，專門幫熊貓出版社出書的，風險的確高一些吧。畢竟戒嚴期間，提到郭沫若時還要加給匪字，寫成「郭匪沫若」。又為什麼我們在一九九○年代初期去看楊憲益夫婦時，他們住得那麼寒酸，並不像我們以為的「國寶級待遇」？因為那是在六四之後，楊憲益已經跟共產黨翻臉了。
開始教書以後，有一次面試一位申請入學的美國學生。他本來在美國唸的是古典語言學系，學的是希臘文和拉丁文，後來看了一本紅樓夢英譯本，大受感動，因此跑來台灣學中文。我當然就問了是哪一個譯本，本來以為大概是企鵝文庫的霍克思（David Hawkes）譯本，想不到他說是楊憲益夫婦的譯本。楊憲益夫婦譯本，和霍克思、閔福德（John Minford）翁婿合譯本，到底那一個譯本好，研究者眾，論文也出了不少篇，甚至有人做成語料庫來比較。一般說來，楊氏譯本忠實、霍閔譯本流暢靈活大概是共識。但我無意在此比較譯本得失，一來中文母語者畢竟不是他們的目標讀者，譯本原是給英文讀者看的；再者我從初中開始看紅樓，在看譯本之前，中文原作已經看了多次，裡面的詩詞也能背幾首，因此我不是很好的裁判者。但那位美國學生因為楊氏譯本而學習中文，最後中文程度足以看紅樓夢的原著，也在台灣讀完翻譯碩士，開始翻譯台灣的小說，的確可以證明楊氏譯本的價值。
但看這本《他翻譯了整個中國》時，心酸的是譯者竟然沒有選擇要不要譯，要怎麼譯。上級叫他們翻譯甚麼，他們就得翻譯，中間還入獄多年，出來繼續翻譯，譯稿還得經過政治審查，還有一堆難以討好的紅學專家等著挑毛病。在這樣肅殺的氛圍下，譯者哪裡還能奢談甚麼翻譯策略，只求不出錯就謝天謝地了罷。難怪楊氏不少譯本都帶有一點公務員的匠氣，也算是譯者的無言抗議吧。文革期間入獄的譯者，當然不只楊氏夫婦。譯者必懂外文，懷璧其罪，永遠洗不清間諜、叛國的嫌疑，因此文革中受害的譯者極多。近年來爬梳台灣翻譯史，發現台灣在戒嚴期間，出版社曾大批盜用大陸譯者的作品，大陸譯者被台灣出版商塗改姓名、易名或匿名出版的，多達三百多人；而拜網路之賜，現在要查到對岸譯者的資訊已經不是難事。整理這批譯者資料的時候，更是心驚。只要看到過世年代在一九六○年代後期到一九七○年代中期的，就知道大概又是死於文革；沒死於文革的，多半也都吃過苦頭、蹲過監獄、勞改下放。楊戴二位從事中譯英，英文讀者多於中文讀者；他們在戒嚴時期又是犯禁的名字，台灣學界沒有什麼人提過。因此台灣知道他們兩位的甚少。但英譯中的譯者，台灣讀者可能熟悉一些，說不定也讀過一些他們的譯作。
像是〈漫漫回家路〉一章，提到一開始舉薦楊憲益回國任教的吳宓（1894-1978）和沈從文（1902-1988）。吳宓是哈佛回來的西洋文學專家，台灣1968年海燕出版的《福祿特爾小說集》（今譯伏爾泰），沒有署名，其實是他的學生陳汝衡翻譯的，譯筆極佳；吳宓本人則寫了一篇〈福祿特爾評傳〉，也收錄在海燕版裡面，只是當然也沒有署名。吳宓在文革中被下放牛棚，終日批鬥，還被推倒斷腿，動輒不給飯吃。苟延殘喘，晚景悽涼。沈從文大名鼎鼎，文革中也被批鬥甚慘，七十多歲還被下放洗女廁、種菜養鴨，苦不堪言。〈俞黔奔波〉中提及的梁宗岱（1903-1983）與台灣更有淵源，他的妻子沈櫻（1907-1988）攜子女來台灣後，成為知名的譯者，梁宗岱翻譯的《蒙田散文選》也在台灣被盜印至少五次。留法的梁宗岱在文革中吃盡苦頭，多次被毆打折辱。〈東下，北上〉提到的劉尊棋（1911-1993），也有一部譯作以假名在台灣流傳：志文出版社的《撒克遜劫後英雄傳》，其實就是劉尊棋翻譯的《艾凡赫》。劉尊棋因為待過美新處，反右年間下獄，文革又下獄，妻離子散。〈鋃鐺入獄〉一章中還提到名翻譯家傅雷，他譯的作品在戒嚴期間至少有八本在台灣盜版流傳，包括《高老頭》、《貝多芬傳》、《約翰・克里斯朵夫》、《托爾斯泰傳》等；又因其子鋼琴家傅聰藉出國機會出走，台灣皆解讀為「投奔自由」，大肆宣傳，因此傅雷的知名度在台灣頗高。他在文革中與妻子雙雙自殺，更是令人不捨。
反觀與楊憲益生命中同樣有過交會的另一批人，如梁實秋、羅家倫、杭立武，則因為選擇來到台灣，而有了截然不同的命運。這實在是當時始料未及的事情。
文學翻譯必有譯者，而譯者是活生生的人，必有其歷史背景、機運、喜好、包袱、感情與局限。因此談翻譯不能不談譯者。遺憾的是，因為政治的扭曲，我們過去有很多不能提的譯者。出生於二十世紀初的一輩譯者，命運之多舛實難想像：如果一九四九年留在大陸，就會遇到文革，而且譯作往往被台灣盜用數十年，也無人正名；如果來台，固然可以逃過文革，但也可能一輩子還鄉無望。今天看到這樣一本譯者的故事，多少彌補了一點遺憾。也希望未來能看到更多譯者的故事，對一代生命被糟蹋的譯者前輩致敬。
小檔案：
楊憲益（1915年1月10日－2009年11月23日），中國知名翻譯家，他是把《史記》推向西方世界的第一人；他翻譯的《魯迅選集》，是外國的高校教學研究通常採用的範本；與夫人載乃迭合作翻譯的《紅樓夢》三卷本，是至今為止唯一一部由中國人翻譯的全譯本；與英國兩位漢學家合譯的五卷本（譯名《石頭記》）一併，成為西方世界最認可的《紅樓夢》譯本；他還翻譯了《離騷》、《資治通鑒》、《長生殿》、《牡丹亭》、《老殘遊記》、《儒林外史》等經典作品。
戴乃迭，原名GladysB·Tayler，（1919年1月19日－1999年11月18日）出生於北京一個傳教士家庭。1937年，考入牛津大學，攻讀法國文學，導師修文斯先生介紹她加入了中國協會，錢鍾書、楊絳、俞大縝都是協會的成員。由此，她結識了後為該協會主席的中國留學生楊憲益，並毅然放棄了法國文學專業，改學中國文學，成為牛津大學第一位獲得中國文學榮譽學位的畢業生。楊憲益也放棄了法國文學專業，改學英國文學。
＊作者為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教授。本文選自《他翻譯了整個中國：翻譯家楊憲益與英籍妻子Gladys的傳奇愛情與人生》（蔚藍文化）推荐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