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談到瑞典與俄國是傳統老敵人，但巴黎恐襲使世界局勢發生了變化。目前法國與俄國合作，聯手打擊 ISIS 。與此同時，法國請求歐洲聯盟為它提供軍事幫助。根據歐盟條約 42.7 條款，如果歐盟一個成員國遭到攻擊和侵略，其他歐盟成員國應對其提供軍事支援。因此，作為歐盟成員國的瑞典，這次與老敵人俄國成了同一戰線的盟友。
在北京的中國著名作家戴晴來信說，她讀了我的文章《「鼴鼠」斯維拉娜與理想傾向─評2015年諾貝爾文學獎》，為之叫好，並轉發給大批朋友。戴晴贊同我對斯維拉娜的高度評價，但她有一點不明白，問：「對照莫言作品，與此原理，不說南轅北轍，也真不可以道裡計。到底怎麼回事？」
頒獎機構沉默 原因有跡可尋
戴晴覺得奇怪的是：為什麼瑞典文學院既頒獎給中共官員莫言，也頒獎給以寫作揭露反抗蘇共的斯維拉娜？諾貝爾文學獎的評選標準只有「理想傾向」一個，怎麼會出現這種幾近南轅北轍的現象？
這個問題本來應該由頒獎機構來回答的，但瑞典文學院早有規定：「所有的評議和表決紀錄都予以保密，有效期50年。對於頒獎結果所引起的爭議，各頒獎機構及其成員都不予置評。」
頒獎機構要保持沉默，不等於我們就沒有途徑或者證據去尋找真實原因。我在青年時代就是戴晴的粉絲，因此絕不敢馬虎回應她提出的問題。旅居瑞典二十餘年，我長期跟蹤諾貝爾文學獎，相信自己可以根據各方面的事實，理性地推斷原因，給戴晴和其他讀者提供一個比較合理的答案。
解答這個疑團，將涉及瑞典和俄國、中國的歷史和地緣政治，涉及瑞典文學院有意無意間染上的「中國式病毒」，也涉及院士們的高齡和知識結構。同時，在莫言得獎之後，中國本土讀者的詫異與批評，海外異議作家的抗議活動，也對瑞典文學院產生了的影響。
地緣政治：瑞典對俄國的恐懼
在斯德哥爾摩海濱看歷史遺跡，我們會發現，古大炮的炮口大都是對準俄國方向的。著名古堡裡還陳列從俄國人手中繳獲的武器。從l6世紀起，為了奪取波羅的海的出海口，沙俄和瑞典曾不斷開戰。即使到了今天，瑞俄兩國還不斷互派軍事間諜。去年，瑞典軍方發現有俄國潛艇潛入斯德哥爾摩海域。
列寧的蘇共政府在十月革命後，沒收了諾貝爾家族全部在俄資產。二戰後，西方國家與俄國幾十年的冷戰，意識形態的對立，也使得瑞典與蘇俄的關係長期緊張。近年來俄國兼併克里米亞、染指烏克蘭衝突，更使瑞典人對隔海的鄰居倍感恐懼，他們因此開始討論，是否有必要放棄中立不結盟政策去加入北約。
歷史上兩國的戰爭與長期的敵對關係，也是一種特殊的方式，促進了瑞俄文化的溝通和交流。為了瞭解自己的敵人，保家衛國，不少瑞典精英精通俄語，成為「知俄派」。
斯維拉娜獲獎後，瑞典人一片異乎尋常的熱烈歡呼聲，那麼多瑞典報刊發表讚美性評論，令我吃驚不小。一般外國作家獲諾獎，有時只有專業文學評論家和翻譯發表幾篇介紹文章。
之後我恍然大悟，原來瑞典人一直沒有放鬆對本國老敵人的警惕。上個世紀以來在蘇俄發生的諸多重大事件，瑞典人往往是有所知，卻知之不詳。斯維拉娜的作品令他們大為驚喜：終於有人那麼細緻地挖掘出有關二戰、阿富汗戰爭、核爆炸與蘇聯解體的真相。斯維拉娜宣稱拒絕史達林、貝利亞和普京的世界，也令瑞典人深為欽佩。
由此我開始懂了，為何瑞典文學院對蘇俄政權從來就不假辭色。一百多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居然有五次頒給了蘇俄的異議或流亡作家，如蒲寧（1933年）、帕斯捷爾納克（1958年）、索爾仁尼琴（1974年）、布羅茨基（1987年）、斯維拉娜（2015年）。
至於蘇俄唯一獲獎的官方作家肖洛霍夫，據說主要因為法國作家薩特對瑞典文學院的影響。1964年，薩特發表聲明拒絕接受諾貝爾文學獎，同時對該獎未授予肖洛霍夫表示遺憾。第二年，肖洛霍夫獲獎。雖然這位蘇共官員和莫言一樣是專制的奴才，但他的不朽巨著《靜靜的頓河》，卻是莫言無法望其項背的。
索爾仁尼琴曾寫道：「每逢我國作家獲得諾貝爾獎，首先把它作為政治事件看待。」其實不但蘇俄把異議作家獲諾獎當作政治事件，瑞典人也是以這個獎項，去鼓勵更多的蘇俄作家反抗共產黨專制暴政。
中國：對瑞典「無害」的專制
頒獎給上述蘇俄異議作家，毫無疑問是符合諾貝爾遺囑的精神的。諾貝爾對文學獎的「理想傾向」之標準，就是要以人文主義戰勝野蠻主義。就如布羅茨基所說：「文學必須干預政治，直到政治不再干預文學為止。」
但是，對於同樣野蠻專制的中國，瑞典文學院卻不認為他們也應該這麼做。
筆者記憶猶新，在2000年頒獎給高行健時，瑞典文學院發佈了一個奇怪而又文理不通的新聞公報，說：「高行健的寫作脫離任何一種屈從，哪怕是屈從於善意。他的劇作《逃亡》不但刺痛了那些當權者，也同等程度地刺痛了民主運動。」
縱觀高行健的作品，幾乎都散發出一種犬儒式的人生態度 —— 對他人苦難冷漠的遊戲態度。然而，這位中國犬儒「刺痛了民主運動」，如此缺乏良知的態度，居然會大受瑞典文學院的欣賞，想必某些院士也與高行健一樣，把諾貝爾獎當作文學遊樂場了。
長期在瑞典生活，筆者發現，小國瑞典的人對巨大中國的古老文明有一種嚮往之情。由於地理位置遙遠，語言隔閡，瑞典人對於陌生而又神秘的中國歷史知之甚少。被認為經濟盛世的當今中國，已經成了很多瑞典企業與個人的淘金勝地。
在某些瑞典人眼裡，中共的專制並不像蘇共那麼可怕，因為中共只欺壓迫害自己的人民，對瑞典和世界沒有威脅，這似乎是一種對世界「無害」的專制。因此，瑞典文學院對中國的浩劫與中共的邪惡蒙上眼睛，視而不見。他們不惜違背諾貝爾的遺囑，把此獎頒發給莫言。
「中國式病毒」已在西方擴散
由於長期閉關鎖國，瑞典人不太瞭解中共在鎮壓平民的同時，實行精神剿滅的一系列政治運動，不瞭解餓死幾千萬人的大饑荒，這些還有情可原。但1989年的六四屠殺舉世皆知，瑞典電視臺年年在紀念日播放長安街的血腥畫面。馬悅然先生曾在瑞典的廣場和媒體上紀念六四，抗議中共屠殺人民的罪行。
但一旦莫言獲獎，厥功至偉的馬悅然先生便忘了他「與中國絕交」的聲明。由於諾貝爾獎是一個具有崇高精神性的獎項，諾貝爾基金會曾經宣佈，不允許瑞典民主黨的黨魁參加諾貝爾晚宴，因為這個極右政黨的反移民傾向不符合諾貝爾精神。然而，他們卻讓雙手沾滿人民鮮血的中國共產黨黨員參加諾貝爾晚宴。
不把中共專制視為專制，不認為中共政權是人類的威脅，這並不只是瑞典文學院的盲點。曾任美國國防部助理副部長的白邦瑞 (Michael Pillsbury) ，在介紹他的新書《 2049 百年馬拉松：中國稱霸全球的祕密戰略》時談到：美國四十年來一直低估中國的野心，對中國有不切實際且一廂情願的幻想，誤認為中國遲早會「民主化」，會融入既有的國際社會秩序。但等到中國壯大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開始向西方民主秩序挑戰時，已經來不及阻止了。
正如明鏡集團創辦人何頻所說，這種「中國式病毒」已經在西方民主國家大舉擴散，而且勢不可擋。這種用暴力控制、用謊言宣傳、用利益腐蝕的病毒，正在顛覆當今文明世界。瑞典文學院這種文學殿堂也未能倖免。
院士高齡化與中國異議者的抗議
2012年莫言獲獎，筆者曾在《那晚，我去瑞典文學院攪局》一文中，談到文學院陳舊僵化的「院士終身制」。我認為，由於人類壽命大大延長，就出現今天這種令人悲哀的現象：一些早該在家頤養天年的老爺爺，卻仍然擔任世界文學的終審判官。
瑞典人一般在六十五歲時退休，文學院院士卻在九十幾歲還繼續擔任要職。這個評審文學作品的工作，需要大量的閱讀、研究和討論，更需要有清醒敏銳的頭腦和評判能力。如果這些老院士不是超人的話，怎麼還能在如此高齡勝任這一繁重的工作呢？
斯維拉娜很幸運。這不僅由於很多瑞典人瞭解俄國政治、理解俄國文學，還由於文學院在近幾年吸收了一些「新血」。幾位新院士都是具有閱讀和思考能力的中年學者，例如，56歲的湯瑪斯·裡亞德（Tomas Riad ），53歲的薩拉·鄧尼斯（Sara Danius）。薩拉·鄧尼斯被選為文學院院士才兩年，就擔任常務秘書，備受矚目，可見該機構已經意識到院士高齡化的弊病。
如果讓筆者大膽地猜測，在莫言獲獎後，大批中國自由作家與民主人士發出的批評與抗議之聲，震動了瑞典文學院，使院士們不得不有所反省。就在莫言到斯德哥爾摩發表獲獎演說的那晚，筆者曾在文學院門前，向聽眾散發題為《瑞典文學院背叛諾貝爾》的批評文章（中英文），讓與會的院士和各國來賓人手一份。
更驚世駭俗的是，中國流亡作家廖亦武、詩人貝嶺和畫家孟煌，於12月10 日，在舉行頒獎儀式的斯德哥爾摩藍色音樂廳前「裸奔」。其中旅居德國的畫家孟煌連續裸奔了三年，據說還會繼續下去。他們在《裸奔宣言》裡憤怒地宣稱：
「我們以赤裸的方式，來這裡奔跑，因為這裡是言論審查的堅定捍衛者、中國共產黨官方作家莫言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的地方。」
從此每年頒獎日，瑞典人都在電視上看到赤身裸體的中國人在雪地上奔跑，被員警抓捕。這對瑞典文學院來說是一件相當丟臉的事情。身為瑞典公民的筆者深知，在民主的瑞典，異議者的呼聲總是會被人聽到，批評的意見說了就不會白說。
莫言獲獎三年過去了，中國民間人士廣泛的抗議與嘲諷，加上熱血的裸奔者每年如期前來，使一些良知未泯的文學院院士，在靈魂深處多少有一點觸動。這樣，早就因為瑞典筆會一再提名，而進入文學院視野的白俄羅斯異議作家斯維拉娜，就成為瑞典文學院獲獎名單中的一道絢麗的風景。
＊作者為旅居瑞典的中國作家。（本文原載香港《動向》雜誌，萬維讀者網瑞典茉莉博客，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