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與效率之間必定要有所取捨，這樣的觀點源自於古典福利經濟 學。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First Theorem of Welfare Economics）說，在某 些條件下，完全競爭市場的均衡是有效率的，意指任何人都無法在不損及 他人的福利之下變得更好。這稱之為「柏瑞圖效率」（Pareto efficiency），以義大利經濟學家柏瑞圖為名（這位經濟學家也以用柏瑞圖曲線〔Pareto curve〕描述所得分配而聞名）。在沒有政府干預之下，市場就能自行運 作，並得出有效率的結果，這正是某些人憂心本書所提措施會「把餅做小」 的理論基礎。圖 9-1 便展現這樣的說法，圖中以所得代表福利，顯示兩群人（收入前 1% 與收入後 99%）的位置。假設大家認為競爭均衡下的分配貧富 不均太嚴重。如果政府可以在沒有成本的條件下執行重分配，那麼就能達 成最佳結果，沿著「總所得固定」這條線移動。但實際上，政府採行的徵 稅與移轉工具成本極高，因此得出的是「次佳」前緣，如圖 9-1 的實線 1。 要對所得前 1% 的人課稅後移轉給後 99% 的人，會產生成本，比方說可能是從前 1% 的人身上徵得 100 億元的稅金、但僅有 80 億元可以用來移轉。這種 情形就是第一章所說的「漏水水桶」。總所得減少，在最極端的情形下，可能沒有任何資金可供移轉，因為前 1% 的人會減少他們的總所得，導致收不到任何額外稅收。這就是圖 9-1 中的「X」點。
但在得出結論之前，必須先考量福利經濟學第一原理要在哪些條件下成立。這些條件很嚴苛：（一）家戶與企業的行為模式必須遵循完全競爭 原則（亦即價格和薪資都是給定的，個體無法影響）；（二）必須要有一整 套的各類市場，不管是目前或未來，所有產品與服務的供需均相等；以及（三）必須要有完全充分的資訊。這麼說來，顯而易見的是，這些條件並不 能套用在實際的經濟體裡。很多市場裡都有極強大的壟斷性競爭力量，企 業是價格制訂者，而非價格接受者。在勞動市場裡，有勞工和工作配對的 問題，勞工和雇主都能就薪資進行協商。本定理假設市場會結清；但現實 中卻看得到很高的失業率，以及其他市場失靈的信號。此外，也少有市場 供人們買賣未來的產品和服務。比方說，基本上我們就不可能拿今天的時間換取十年後的照護供給。資訊並非完全充分且免費取得；反之，這是一 項珍貴的商品，有人會願意付錢購買。
一旦我們看懂了現實世界經濟的特質，那麼立論的性質也會隨之改 變。我們不能先入為主假定市場經濟的本質是有效率的。此外，我們一開 始思考要用哪些措施縮小貧富不均時，也早就有政府在干預經濟體。這些 提案要進入的並非一個沒有稅賦、移轉、規範，或其他政府干預手段的原 始世界裡；確實，我們很難想像有哪一個經濟體是在沒有政府的條件下運 作。也因此，現在的問題就變成要拿不同結果來比較。在我所提的十五項提案中，利用稅賦與社會移轉以改變市場結果（例如訂出能維持生活的薪 資），或是重新分配結果，很可能有一項，甚至是每一項，都能把這塊經濟 大餅做大。而且每一項提案都要根據其價值來衡量。
若要具體說明，且讓我們來看看大眾十分關注的兩項產業：製藥業與 菸草業。由於研發之故，製藥業的固定生產成本極高，但生產出最終產品 的成本則相對偏低。因為這樣，製藥業成為一個壟斷性競爭的市場。如果 藥廠將藥價訂為等於生產成本，就無法支應全部成本，因此他們施展市場 力量，將藥價訂於生產成本之上，以確保藥廠能獲利。但這樣一來，就限 制消費者能夠買到藥品的機會，某些人，尤其是低收入的人，就會面臨買 不到藥的困境。因此政府要出手干預，補助藥廠的固定成本，讓藥廠可以 在降低加價幅度之下仍能保有獲利，也能提高消費者的福利。菸草商也有 規模報酬提高的問題，但在這個產業，減少消費比較符合公眾利益。對菸 草商的固定成本課稅，將會提高加價幅度。同樣的，這裡也有分配問題， 因為提高香菸價格對於低收入者的影響尤大，但如果可拿菸草公司的稅收 用來支應社會移轉，這就會是一套稅收中立的政策，得出一個既更有效率 也更公平的結果。
這和本書的提案有何關聯？我並不認為所有干預手段都能同時創造出 公平和效率，有時用來縮小貧富差距的提案措施必須以效率為代價。在累 進效果強的所得稅制下，被課重稅的人可能會減少工作量，低於他們不用 納稅便可拿回全部薪資時的水準（即要付出的效率成本，起因是這些人的 選擇帶來扭曲效果）。由於提高最低薪資因而必須面對更高工資成本的雇 主，可能會減少釋出職缺。政府官員或外包商在提供保證工作時，處理上 也可能有不盡理想甚至貪污舞弊之處。但沒有任何普遍結論指向效率一定會下降。每一種狀況都必須根據其價值來衡量。利用收取資本終生稅加上 最低承襲資產來重新分配稟賦，或許能讓一個人在人生起步時，得以克服 資本市場的不完美（例如借貸創業資金的阻礙）。提高兒童福利津貼或許 代表孩子更能溫飽，因此在學校時更專注學習。不再面對貧窮陷阱的家庭（因為他們已經無須受制於設有排富條款的福利），或許也會多投資在自我 培訓，成為雇主目前尋找中的技術性勞工。
這些主張都是放在靜態脈絡，亦即對當前的經濟產出影響下討論，但 相同考量也適用於討論長期經濟成長。同樣的，效果可能也有兩種方向。提 供更慷慨的國家退休金，可能會導致人們少為自己的退休生活儲蓄。政府 儲蓄提高的幅度可能並不足以完全抵銷私人儲蓄減少的部分（假設政府年 金方案為隨收隨付制〔pay-as-you-go〕，亦即由當期身為勞動人口的納稅人 所繳稅金來支付當期年金）。整體存款水準下降，可能導致投資減少，經濟 成長率也因此放緩。在這樣的環境之下，長期下來干預手段會使得經濟大 餅擴大的速度變慢。但用來縮小貧富不均的措施，與經濟成長率二者之間 也有可能是正向的關係。強納森‧ 歐斯崔（Jonathan Ostry）、安德魯 ‧ 伯 格（Andrew Berg）與查洛拉姆伯斯 ‧ 參格拉德（Charalambos Tsangarides） 等人為國際貨幣基金撰寫的報告中便提到：「雖然這些議題引來諸多爭 議⋯⋯但致力於促進公平的干預手段實際上或許有助成長：想一想多半由 富人支付的負外部性活動稅收（比方說金融界過度冒險的投機活動），或者 用意在於鼓勵發展中國家提高基本教育普及率的現金移轉支付。」2
要評估效果是正是負有兩種方法，第一種是從理論上來檢視可能的影 響，第二種是針對可比較措施在現實中的運作效果探究實證證據。本書要 把焦點放在前者。我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多年來我研究公共政策的實證效果，但最後我的結論是，如果人們腦子裡本來就有一套理論，且對於最 終效果早有定見，即使實證也很難撼動對方想法。此外，實證多半限於特 定國家，但我在本章與下一章中都打算涵蓋多國。
＊本文選自天下文化出版的《扭轉貧富不均》一書；作者安東尼‧阿特金森生於1944年，英國經濟學家，所得分配及租稅公平經濟研究的開創者與巨擘，經濟學知名的「阿特金森指數」即是以他為名。他的研究與貢獻以兩個領域為主：一是不均與貧窮問題，特別是所得的分配和財富的跨世代移轉；二是現代公共經濟學，尤其是最適租稅制度。影響力及於當今青壯世代經濟學家，包括《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的作者皮凱提。皮凱提的研究師承阿特金森，深受其啟發，尊稱他為「所得與財富歷史研究教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