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賭上一切身家來到台灣，最後卻換來一身傷痕──20出頭的看護工天天被雇主用蓮蓬頭毆打、全身都是掐痕，為養大孩子從印尼來台灣的小媽媽在工廠被沖床機斬斷右手、雇主用10萬元要她閉嘴，菲律賓來的年輕人在化學槽旁工作、身上都是一點一點……外籍勞工在台灣經歷了什麼，從中國來台灣讀書的留學生姜雯在《奴工島》一書記下了，字字句句都是破碎的人生。
「有人會說『妳憑什麼批評台灣』，但我不是要批評台灣，我批評的是台灣外籍勞工政策、他們結構性的困境。」姜雯嘆。談起為何來台灣會接觸移工，她說都是因緣際會，起先想做的是偷渡客議題，在教授建議下轉做田野調查、成為移工團體志工，而這一做便成震撼教育。
來台灣以前，姜雯從未見過職災、勞工斷手斷腳，也不知道台灣許多外籍看護工只能在廁所吃飯、天天被打、一晚被雇主「弄醒」5–6次、連續25天無法睡覺而疲憊暈厥──而她筆下的移工亦是如此，來台灣以前，他們也未想過原來許多移工在台灣過的是有如人間地獄的生活。為何滿懷夢想來台灣工作，卻是夢碎收場？姜雯的《奴工島》，忠實寫下「以人為奴的體制，不把人當人看的荒謬」，那些勞工傷痕累累的日常。
被蓮蓬頭毆打、掐出一身傷痕 她逃離雇主仍不敢出門：我好怕遇到「姐姐」
相貌清秀的姜雯出身中國蘇州，來台灣以前在荷蘭留學、於當地電信業工作、也有機會申請綠卡，一切看似人生勝利組，但背後無奈也只有自己知道。
「歧視這種東西，是無所不在的。」姜雯說，身為一個中國人在荷蘭很難融入主流社會，即便任職於中國人公司，老闆深知他們一心想留下來的心情，盡可能苛刻刁難，她經常擔心一個月之後是不是公司就不要她了、就要打包回去，惴惴不安，加上還是想從事文字工作，索性心一橫不幹了，到台灣讀碩士。
一開始來台灣，姜雯想了解的是「偷渡客」。她聽長輩說過一些中國人搭船從福建偷渡的經驗，聽過船艙底下暗不見天日的生活、聽過不少婦女在船上被強暴、生病死了就拋入海，後來她雖然不是以偷渡客為論文主題，接觸的人們卻也有著相似命運──她接觸了台灣的外籍勞工，一群不被當人看的存在。
為了寫論文，姜雯加入移工團體「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成為志工，也經歷大多中國學生在台灣不會面臨的震撼教育。在台灣每40人就有一人是移工，他們來自菲律賓、印尼、泰國、越南等東南亞諸國，年紀輕輕卻扛上沉重經濟壓力，為了給孩子更好的生活賣房賣地換取20萬元台幣仲介費用、賭上一切身家來到台灣，換來的卻往往是一身傷痕。
「她一直被掐，被掐到身上都是掐痕，她說幫姐姐洗澡的時候姐姐都會用蓮蓬頭打她……」這是姜雯接觸的其中一個看護工，那女孩才20幾歲，到TIWA庇護中心之前在台灣沒半個朋友，談起她，姜雯就感嘆：「我想想我20多歲在幹嘛？買漂亮新衣啊、買包包啊幹嘛的……」
當時那看護工來台灣才2、3個月，剛到庇護中心時每天晚上都在哭，姜雯想帶她出去散心，她說怕遇到「姐姐」，即便掛保證「遇到姐姐她也不能怎樣了」那女孩上捷運還是不斷顫抖，也給姜雯看她被掐被毆打的影片──面對雇主暴力她無處可逃，唯一能反抗的就是用手機拍下一切，而那些，僅是移工在台灣面對的一小部份而已。
一夜被阿公「弄醒」6次、25天不眠不休暈倒 雇主女兒嗆：妳不起來，我叫警察把妳弄起來！
「睡不飽」是在台外籍勞工常碰上的，姜雯在《奴工島》寫下的菲律賓籍看護工麗莎（化名）便是一例。麗莎照顧的阿公已經89歲了，雖然癱瘓但堅持不包尿布，一夜醒來5–6次，每次都要熬個20幾分鐘才能尿出來，於是麗莎每天都這麼過：「她的睡眠時間被割裂成無數個時間碎片，每個夢境才剛要開始便必須結尾，一個晚上來來回回5–6次……」
麗莎夜裡無法睡覺，白天也毫無休息空檔。92歲的阿嬤不滿為何阿公總是跟麗莎說「謝謝」，深覺自己在家地位不如一個外傭，於是阿嬤把所有委屈都倒在麗莎身上，要她進廁所吃早餐、洗衣服必須用手洗、動輒摔門摔東西。
麗莎想休息，阿嬤就罵「付妳錢不是讓妳來休息的」，麗莎滑手機試圖維持清醒，阿嬤也罵「每天都在玩手機」，而麗莎吃飯時總想：「這世界上沒人會想在廁所吃飯吧……」連續無眠25天以後麗莎終於昏倒，雇主的女兒還嗆「妳不起來，我就叫警察把妳弄起來」，無奈下麗莎只能撥打1955申訴，逃離一切。
被打也是常態。姜雯曾參加一場勞資調解會議，TIWA成員Susan以手機錄下對話存證，被發現後仲介動手搶奪Susan的筆記本與背包、打她巴掌、扯頭髮拖下椅、摔在地再對臉補上好幾拳，這畫面讓姜雯最害怕的是：「在勞工局如此，對工作人員如此，又何況是在家面對一個無處申訴的勞工？」而姜雯也看見，那名仲介臉書底下一片叫好，稱讚她「替天行道」、「扁了一個畜生」。
天天只睡1–2小時又領不到薪水、夥伴憤怒決議殺船長 他遭判刑寫信給未婚妻：不要等我了
至於工廠工人，超時加班、加班費給錯是常態，職災也是無可避免。姜雯曾遇過6個一組的菲律賓工人申訴，他們說每天都會接觸強酸液體，沒有任何防護措施、連口罩都沒有，剛到庇護中心時每個都生病，肺泡都有問題，甚至有個在化學槽旁邊工作的工人「身上都是一點一點的」。
也有人在台灣斷了手，那右手只值10萬元。姜雯遇過一個在工廠上班的女孩辛蒂（化名），她深知沖床機危險但沒有說不的權利，也從未抱怨過加班費給不對，只是一次加班斷了手，一切就變了──「白白的，沒有出血，只有幾滴血，都是白色，全部都沒有了。」那是辛蒂當下看見自己右手的樣子。
還在住院，仲介就逼辛蒂在和解書上簽字、不簽就中斷治療。後來辛蒂求助TIWA走上勞資調解，老闆娘好兇，那是她最傷心的事。「老闆壞不壞？」姜雯曾問辛蒂，辛蒂回：「以前不兇，現在很兇，還好，但很傷心。」傷心什麼？「以前比較少被老闆娘罵，不像其他同事一直被罵，沒想到發生事情後卻變臉變成那樣……」辛蒂不覺得雇主很壞，當然也不會覺得台灣人都很壞，但她真的很傷心。
有些移工心碎離開，也有一些走不了的，例如書中的阿冀。他來台灣當漁工，深覺「老闆沒把我們當作一個工人，而是當作一個奴隸」，天天只能睡1–2小時、被打被罵、也從未領過薪水，於是無路可走的夥伴終於憤怒了，合力把船長殺掉，推落海，判了十數年刑期。原先在家鄉有個未婚妻的阿冀只好寫信給她，跟她說：「不要等我了。」然後獨自面對孤獨漫長的牢獄生涯。
「如果可以選擇，我當然不會想跟他們一樣……」
許多移工來台灣是有夢的，他們期望賺很多錢，可以讓小孩去讀書、讓小孩生活條件好一點、蓋房子、買一塊田、回鄉創業，姜雯說也確實有人可以實現這些夢想，只是更多的是夢碎台灣。問起姜雯，若她與移工一樣生在低薪的國度，這時有人說來台灣可以賺一大筆錢、有機會實現這一切夢想，她要不要？「有得選，我當然不願意了……」姜雯笑笑。
有得選擇，沒有人想做這些的。姜雯曾經鼓勵一個一直找不到工作的移工，這時對方告訴她：「妳從來沒落入我這樣的狀況。」這句話給姜雯帶來不小震撼，她雖然也曾在國外被騙錢、也曾經窮過，但別無選擇的人生她還真的沒遇過：
「無論如何我是有退路的，我是可以選的，我可以說『媽媽，可不可以幫我』，而且我沒有舉債，但對很多人來說他是孤注一擲去做這事的，20萬台幣對他們來說──哇靠，他們要賣房賣地才可以來台灣工作，他們是賭上人生來台灣工作的，我真的可以了解他們的境地嗎？如果可以選擇，我當然不會想跟他們一樣……」
談起如何改善台灣移工處境，姜雯首先說，如果家裡有工廠或是請外籍看護工的，基本就是「對他們好一點」。至於制度層面，姜雯認為私人仲介首先該廢除，減少中間仲介費用的剝削、讓移工不必扛那麼沉重的債務，再者，讓移工可以自由轉換工作，對雇主與勞工來說其實也是雙贏：「有些雇主會覺得他失能家庭、有阿嬤要24小時照顧，請來的看護工讓他走就失去一個配額，申請也要一定時間……但如果大家可以合意地去留，這些問題就不會產生了，如果雇主覺得這勞工不好，他也可以換。」
對於外勞3年需出國一次的規定廢除，姜雯也覺得是勞雇雙贏：「假設雇主覺得這勞工很好，但他要回國啊，我還要去找其他工人，他要走，我還要找別人、還要負擔不同的成本！」至於本勞外勞薪資是否該脫鉤，她是這樣思考的：「現在已經會有人說『外勞搶工作』了，那是因為外勞便宜啊，所以大家會雇用外籍勞工……如果大家都是一樣的，那就讓雇主決定。」
歧視確實無所不在，姜雯想打破「制度上的歧視」，也試著與日常生活面臨的歧視溝通。例如記者聯訪會上，一名資深記者嘆著「台灣的外勞真的越來越多了」、「外勞在火車上好吵」，也抱怨外勞逃跑讓雇主很麻煩。儘管出版社編輯與社長在一旁打圓場，資深記者仍抱怨不停，而這時姜雯笑著說話了：「說到很吵，我一開始到歐洲也以為他們很安靜的，結果歐洲人很吵，有一次足球什麼的，他們就在火車上跳跳跳，到處尿尿也是有的！」
沒有批評，沒有指責，姜雯只用一個「歐洲人也很吵」的例子便化解尷尬場面，讓資深記者不再抱怨。各國人皆有好有壞，也都是人，累了會需要休息、想家了會想用手機，當仲介團體抱怨「外勞都在滑手機」之時，姜雯在《奴工島》記下的是移工對家鄉的思念、滑手機這唯一能喘息的空檔，他們對姜雯來說不只是勞動力，也是活生生的人，在她面前哭過也笑過，有著許多不同的人生與夢想。
把他們當一個人看待，而不是「奴工」。《奴工島》以絕望作為標題，背後蘊涵的，仍是尊重每個生命的盼望。
本文部份內容取材自寶瓶文化《奴工島：一名蘇州女生在台的東南亞移工觀察筆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