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是溫柔的母親，兩位年輕導演， 希望透過電影喚醒台灣人對土地的省思；然而， 在拍攝過程，他們也同時找回了自己家族的認同。
一位國際獲獎無數、備受看好的漢人青年導演，與一位相差8歲的阿美族青年，會有什麼機遇，促使原本毫無瓜葛的兩人一起共執導演筒？而且第一次合作，就入圍金馬獎3項大獎提名，包括最佳改編劇本、最佳原創電影歌曲以及女主角入圍最佳新人獎。
一個最直接的答案是：海稻米，藉由參與復育、透過鏡頭重新省思人與土地的情感連結，找回做人與創作初衷。但如果把時間回溯到更年輕、約莫20歲出頭的時候，還可以發現他們另有一個共同點。
大地母親 喚醒年輕創作者
「讀到台大經濟，但我更想要拍電影！」在同儕面前絕口不提自己是「企二代」，甚至刻意躲避父母、東和紡織創辦人鄭榮陞與蔡淑櫻的殷殷召喚，鄭有傑從大學時期就深深愛上電影，打從心裡反抗著接班。
「不賺錢，還害我被罵，你幹嘛這麼堅持要去做！」幾乎同樣的青春時期，剛退伍，那時漢名還叫做王亞梵的勒嘎．舒米，質問著不被族人理解、仍要努力推動海稻米復育的母親舒米．如妮。
「要不是海稻米，我可能就在都市上班、交女朋友，過了一生。」勒嘎．舒米說，從小居住在都市，對於與漢人父親離異多年的阿美族母親舒米．如妮，以及部落文化所知甚少，直到退伍後和母親一起生活在花蓮，才開始了解部落文化。
世居在花蓮縣豐濱鄉港口部落的阿美族人，在日治時代就被教導種植海稻米，面積超過12公頃，過去族人每到夏天披著親手編織的太陽蓆收割稻作，並以豐年祭歡慶豐收。
然而，20年前一位鄉長卻因故停繳水路管理費、脫離農田水利會，導致水圳毀壞、水田陸化。儘管當地原民想復耕，卻得不到任何幫助。
舒米．如妮17歲就隨父母到都市打拚，10幾年前在工作與婚姻都以失敗作收的低潮下，回到部落投入水梯田的復耕行動；3年前終於爭取到林務局溼地復育經費，號召年邁族人修復水圳，重新集水灌溉耕作，才讓族人記憶中的花東海稻米重返海岸線。
如今，每到7月稻米熟成時節，全球罕見的臨海水梯田，一畝畝順著坡度延伸到海邊，金黃色的稻浪連著海浪倒映著夕陽餘暉，粼粼生光，美得令人屏氣凝神。
母親努力的這一切，看在勒嘎眼中，一開始並不理解。他本來就不是個熱中參與公共事務的人，更何況明明就是無利可圖的事情，還要被族人罵、被懷疑收錢、耕作也非常辛苦。但透過自己的攝影記錄，他慢慢理解母親的毅力與熱情，也體會到部落在社會上的處境，一一年將拍了2年的影像剪輯成紀錄片處女作《海稻米的願望》，只是用很平鋪直敘的敘事與畫面呈現復育的過程，沒想到大受好評。
鄭有傑也在看了《海稻米的願望》後深受感動，決心要用電影為這塊土地做些什麼。他其實成名甚早，身兼演員、編劇、導演，才華洋溢且前途備受看好，但在○九年的《陽陽》後，有好一段時間沒有長片作品，他也不諱言自己也曾陷入創作與獲獎焦慮。
「但勒嘎的紀錄片，呈現的卻是實實在在的生活，即使沒有很多技法、還能看得到這麼真誠的東西，那就是真的，這就是初衷，你無法想像我花了多少時間尋找。」他笑笑。
一二年鄭有傑成立自己的電影製作公司，取名為「一期一會」，援引自「把握當下、真誠對待身邊人事物」的茶道精神；而從《海》片改編而來的電影《太陽的孩子》則成為該公司第一號作品。「我認為這是很好的開始，就像復育海稻米一樣，不管能不能延續下去、這家公司最後怎樣，都知道我們可以回到初衷。」鄭有傑說。
鄭有傑坦言，作為一個創作者，拍電影只是在拍自己心裡想的東西，演員只是協助呈現的載體，但在勒嘎的影像中，並不急著表現自己，卻仍然非常美，反而是最困難的，「我也想知道，自己回不回得去這種最沒有雜念的初衷？」
一如勒嘎，鄭有傑也是抗拒了本身的家族血脈很久後，才透過觀景窗中看到自己溫和敦厚，但一談到理念，卻出名堅持甚至龜毛的個性，其實完全傳承了日本出生、受日式教育的父親思維。
過去從不在外人面前談起二代身分的鄭有傑坦承，「從大學決定拍電影之後，我就再也沒有和公司有接觸了，但兩年前，東和紡織要拍60週年紀念短片，我心裡知道一定不能假外人之手，就自告奮勇接下這個案子；而我也透過拍片，重新認識了我父親。」
創立超過一甲子的東和紡織，是台南在地老紡織廠，作風保守，曾因不敵競爭，在ＳＡＲＳ及金融海嘯期間差點倒閉。當時很多人勸董事長鄭榮陞放棄台灣回日本，但鄭榮陞堅持不停工、不停機，甚至大力投資新設備、開發特殊紗線等新技術與產品，才讓東和紡織不被全球化浪頭淹沒。
「從我念大學時期，就看著爸媽為了不讓公司倒閉，身上背負著很恐怖的辛苦和壓力，我相信父親後來罹癌，也是因為累積了過多的壓力。」鄭有傑坦言，台灣中小企業看似彈性，但其實非常脆弱，可以不負責地說外移就外移，選擇留下的就得在很惡劣的環境中打拚。「傳統產業如是，電影產業亦如是。」他感嘆地說。
重新省思 活出新生活方式
「父親的作為，對我來說意義重大。」他描述，自己與父親本來距離很遠，直到拍完紀念影片，自己開始創業後，才發現自己與父親做完全一樣的事情。「現在我也在做別人認為我是傻子的事情，拍一部很直白、完全沒有卡司的電影，開設電影公司還以員工福利優先，讓員工睡午覺，現在想想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雖然我沒有接下父親的事業，但我相信我有傳承他的精神。」
只是沒有一個產業做來輕鬆，台灣的傳統產業與電影產業再度面臨挑戰，政府與主流輿論拋出的部分出路與解法，例如通過《服貿》、對中國大陸更全面開放等，但在鄭有傑與勒嘎看來，那些舉動就像《太陽的孩子》中，只想著要變賣土地換現金的部落族人一樣，不明白土地的價值。
女主角阿洛．卡力亭．巴奇辣原本只是個單純的歌手與主持人，但在參演之後，已被本屆金馬獎提名最佳新人，因為該片重新讓她深刻體認到，「如果我們真的要成為一個有用的人，那就要贏在這一塊土地上，感謝祖靈，我也要活出阿美族的生活方式。」
「台灣人對土地、對生活的想法崇尚經濟開發，但如果《太陽的孩子》講的是整個台灣的課題，那我們該怎麼活出一種新的生活方式？不可能用電影革命，但我們總要試試。」鄭有傑意味深長地說。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財訊雙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