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總統李登輝又出書《新．台灣的主張》，但相較於既深且濃的日本經驗，李登輝對於自己的白色恐怖經驗仍然輕描淡寫，這一段白色恐怖歷程，儼然已成為李登輝之謎，某種程度也成了台灣之謎。
相較於以前的作品，李登輝在《新.台灣的主張》一書中，提到他曾經受「新生台灣建設研究會」影響，該會是日本戰敗後、一群台灣留日學生為了能對國家貢獻而組成的組織，但事後證明這是一場民主幻夢，研究會回台後幾乎未開會，只因其中一名成員被密告家中有日本共產黨雜誌訂費收據，研究會因此受到白色恐怖牽連，不少名列其上的知識分子遭到槍斃，或繫獄；然而，李登輝書中對此並未多所著墨。
至於和李登輝是否曾加入共產黨有明顯關係的，書中只有寥寥數段，「我和共同經營二手書店的朋友，一起成立了政黨『新民主協會』(應是新民主同志會)。雖說是政黨，卻沒有什麼黨魁，而是大家一起討論，決定辦什麼活動。朋友之中，有一位是共產黨員，他弟弟也受到他的影響，加入了共產黨。有時大陸的共產黨會來聯繫，新民主協會就完全被共產黨吸收了。此時，我選擇與新民主協會斷絕一切關係。」
李登輝退出的理由是，「根據馬克思的說法，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國家才會發生革命。當時的中國距離那樣的階段還很遙遠。也還沒孕育出足以擔當革命大任的勞動階級。那時我察覺到，中國共產黨不過是為了施行皇帝式的獨裁政治，而把馬克思主義拿來歌頌利用罷了。」
李登輝所言甚是，即使共產革命成功之處都不是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地方，但這仍是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對中國共產黨合理的質疑，李登輝甚且很有遠見的預見當年許多知識分子之所未見，中共和蘇共一樣，只是以共產之名來掩蓋獨裁之實罷了!
唯一的問題是，在白色恐怖年代，共產黨的進退之間，絕非是光華閃耀的理論思辯而已，經常的，這是勇氣與恐懼的血肉掙扎，這是和親人的慘痛訣別，最後甚至是生死一線的冷洌抉擇；身為白色恐怖倖存者，李登輝的困難在於，他恐怕不能輕鬆的說，「我最後活下來，是因為我對共產黨比較了解，我真的比其他人更讀通了資本論。」
曾經親身經歷奧茲維茲集中營的作家普利摩李維指出，集中營倖存者都會經歷難以克服的羞愧及創痛，他們感到羞愧，「因為自己取代了別人而生還?尤其是取代了比你慷慨、體貼、有用、聰明，比你更值得生還的人。」
確實，即使在死亡威脅迎面而來的白色恐怖年代，同志愛及勇敢仍然不是奢侈品，政治犯黃華昌在回憶錄中回想，當他被刑求得奄奄一息回到牢房，另一位難友吳思漢立即到身邊照顧他，吳思漢是活躍的共產黨組織者，因台北市工作委員會案被補，當時應已知自己難逃死刑槍決。
在李登輝牽涉的「新民主同志會」案中，其他的同志非死即關或逃，卻只有李登輝安全過關，因此一直有李登輝出賣同志的說法，但在沒有更直接的證據前，也許寧可採信，李登輝曾經受到同志的保護。在國史館出版的《李登輝總統訪談錄》中，李登輝引用當年同志李薰山1988年的一段話:「如果我和林如堉在捕後就供出李蒼降和李登輝的話，那麼，李蒼降也不會在後來被槍斃，而李登輝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地位!」
那麼，除了倖存者抽象的原罪感外，李登輝確實是深深的受恩於這些同志的。在另一本李登輝自傳體的《虎口的總統-李登輝與曾文惠》一書中透露，1969年約談李登輝的警總調查官曾經說，「現在要處死李登輝，比掐死一隻螞蟻還容易」，言下之意最後是蔣經國救了李登輝一條命，然而，相較起一人之下、如日中天的蔣經國，那些1948年代遭到逮捕的同志，則是拼著自己的肉身，不供出李登輝，這當然是更大的恩賜，如果李登輝性命不存，蔣經國後來賜予的權力地位是毫無意義的。
1969年後，李登輝不但拿到「自新證」，而且加入國民黨，對於那些絕命於馬場町的同志而言，這是背叛；但李登輝的說法則是，「有人是在體制外努力做改革，非常令人敬佩，但我選擇留在體制內進行改革。這就是我的做法。」事實上，李登輝在體制內的改革，最後竟然翻轉了體制，甚至成為國民黨崩解的遠因，這才是李登輝的終極背叛。
然而，這究竟是和魔鬼交易後的善惡共生，還是機會主義者的權力伸展，看來我們永遠也無法得到答案了；回首當年的難友，承受著背叛者的質問，這是李登輝所該承受的最小代價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