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釋昭慧作為宗教家，與她作為公共知識份子的身份是否會有一些矛盾衝突？人們一般認為，科學可以被證明是錯的，而宗教卻意圖壟斷一切真理，是不可辯駁的，二者因此互相排斥。好在佛教這種宗教具有開放性，它並不要求盲從，例如佛陀就曾要求信徒要像購買金子一樣檢驗他所說的真理。而且，佛教和其他科學一樣，也強調邏輯及理性。釋昭慧著作豐富，長於說理，文采和口才都很好。
但在以說理辯論為主的公共領域裡，沒有人是全知全能的，因此，不管具有什麼身份的人，都必須承認一些基本的共同價值。儘管釋昭慧是佛教法師，她在說理的時候也只能以公民的身份去說理。如果釋昭慧參與辯論的事件涉及法律，例如為慈濟的內湖開發案辯護，那麼她在說理時需要訴諸的是公眾認可的權威 —— 法律與道德。至於「善惡必報」的說法，那是佛經的規誡，只能作用於人們的信仰，而不是公民處理世俗事務的權威根據。
因此，一位元佛教法師對公共事務發言，需要本身具有更多的社會常識，更謙卑更具寬容之心，以及更高層次的精神境界。康得說：「知識份子要有勇氣在一切公共事務中運用理性。」但公共理性和「聖徒的脾氣」是難以相容的，後者比較偏執狹隘，容易把事情弄糟。
如前所述，昭慧法師曾多次對大陸問題發言，如要求釋放被捕的大陸法師聖觀，在釋永信事件上建議佛協建立公正透明的處理機制，這些都顯示了臺灣宗教界的大愛之心與正義感。但昭慧法師還需要補充更多大陸歷史知識，例如，她可以比較六十年代大陸紅衛兵運動與當今自由臺灣的公眾輿論，認識二者之間的本質區別。
古希臘思想家蘇格拉底熱愛雅典城邦，他認為，一個健康的靈魂和一個健康的城邦之間有著某種可以相互印證的聯繫。釋昭慧是臺灣的優秀女兒，她經常勉勵自己要以一顆「歡喜心」來面對世緣。作為佛教界精英，她進入現實人間，從佛教裡生長出公共精神來，這就提升了臺灣公民社會的品質與水準，也使臺灣的公共領域彌漫著濃郁的佛教人文關懷的氣息。
＊作者為旅居瑞典的中國作家。（本文原載萬維讀者網瑞典茉莉博客，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