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星期日。這天清晨，法蘭茲．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Ferdinand）偕同夫人蘇菲．霍泰克（Sophie Chotek）抵達塞拉耶佛火車站，當時歐洲大陸還是一幅和平景象，但三天後，這裡卻燃起戰火。這個多事之夏，爆發的衝突導致歐洲成為六千五百萬兵力廝殺的戰場，三大帝國捲入其中，造成兩千萬士兵和平民死亡，兩千一百多萬人受傷。
這場浩劫宣告二十世紀歐洲步入恐怖的肇端，正如美國歷史學家弗里茨．斯特恩（FritzStern）所說，它是「二十世紀所有災難的開始，此後各種災難便接踵而至。」戰爭爆發之前，人們就對戰爭為何會發生這一問題爭論不休，時至今日，戰爭爆發的原因也未有定論。這一事件還催生數量空前、內容詳實、流露強烈道德情感的歷史文學作品。此外，一九一四年發生的事情，至今仍是國際關係理論研究者津津樂道的政治危機，由於事情過於錯綜複雜，以至任何假設和猜想都能自圓其說。研究「一戰」起源的歷史學家總會碰到一些問題，首當其衝且最顯著的問題就是研究資料過多。每個交戰國都有卷帙浩繁的官方外交文件，民間搜集的資料也數量龐大，但有些文件是否真實還原歷史還有待商榷。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公布的官方文件，大多帶有辯解並反思的意味。長達五十七卷的《德國外交部文件》（Die Grosse Politik ）將一五八八九份文件歸納在三百個主題下，但並不具備純粹的學術客觀性，人們只是希望藉由曝光戰前文件來反駁《凡爾賽條約》（Treaty of Versailles）加之的「戰爭罪名」。法國政府也不例外。外交部長讓．路易．巴爾都（Jean Louis Barthou）於一九三四年五月指出，戰後出版的文獻「充滿濃厚的政治色彩」，其目的在於「根據《凡爾賽條約》，在德國發起的這場戰爭中維持秩序」。一九二六年出版的八卷合集《奧匈帝國外交政策》（Osterreich-Ungarns Aussenpolitik ），其中一位編者路德維希．比特納（Ludwig Bittner）在維也納指出，他們之所以出版該合集是未雨綢繆，提早出版官方資料以防止某些國際機構（很可能是指國際聯盟）迫使奧地利政府在情況不樂觀時出版。
蘇聯希望法國所要求的賠付戰前貸款合法化，所以早期的出版物都企圖證明：是獨裁沙皇及其盟友挑起戰爭。在英國，人們高調呼籲學術公正，《英國關於戰爭起源的文件》（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 ）也順勢出版。儘管如此，之後的文件記錄仍有偏頗和疏忽，這也使得關於一九一四年戰爭爆發前夕英國所作所為的描述並不中肯。總之，儘管有不可否認的學術價值，但正如德國軍事歷史學家伯恩哈德．施韋特費格（BernhardSchwertfeger）在一九二九年的批判研究中所言，歐洲的文件記錄儼然在為「歷史文件的世界大戰」提供軍火。
對於想了解為何發生戰爭的人來說，儘管政客、指揮官與其他關鍵決策者的回憶錄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但同樣疑點重重。對於人們熱切關注的問題，很多文件卻保持出奇的緘默。在此舉三個例子：德國首相特奧巴登．霍爾維格（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於一九一九年出版《對世界大戰的反省》（Reflections on the World War），但對他自己及同僚在一九一四年「七月危機」時的行動隻字未提；俄國外交大臣謝爾蓋．薩佐諾夫（Sergei Sazonov）在回憶錄中對自己在關鍵事件中的表現輕描淡寫、敷衍了事，絲毫沒什麼有價值的資訊；法國總統雷蒙．普恩加萊（Raymond Poincaré）的十卷回憶錄記錄他的執政時期，但宣傳作用超過啟發性─普恩加萊關於危機時期的「回憶」，與他當時匆匆記下的日記（未出版）之間存在明顯的矛盾。英國外交大臣愛德華．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那本行文溫和的回憶錄，也只是隔靴搔癢的解釋一個敏感問題：他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之前對協約國的承諾，以及這些承諾在他處理危機時所起的作用。
一位名叫伯納多特．埃佛利．施米特（Bernadotte Everly Schmitt）的芝加哥大學歷史學家，曾於二十世紀二○年代末期造訪歐洲，並採訪經歷戰事的一些政治家。讓他感到驚訝的是，受訪者對自己的作為從未懷疑（但也有一個例外，那就是格雷直率地承認，當「七月危機」發生時，他在柏林與維也納協商的過程中犯了一個戰術上的錯誤，但他提到的這個錯誤並不重要，他的口吻反映英國特有的自我貶低的官樣語言，並不是真心對其應負責任的反省）。
其他人的回憶同樣漏洞百出。施米特追蹤訪問俄國前財政大臣彼得．巴克（Peter Bark），他現在是倫敦一名銀行家。一九一四年，巴克參與會談，會議上做出許多至關重要的決定。然而當施米特與他對話時，巴克卻堅持說他「不記得那一時期發生的事情」。幸運的是，這位前大臣當時的筆記提供我們更真實的資訊。一九三七年秋，一位名叫盧西亞諾．馬格里尼（Luciano Magrini）的研究者來到貝爾格勒，對每一位與塞拉耶佛陰謀有關係的倖存者進行採訪。他發現，有些人為一些他們並不知道的事情作證，有些人「保持沉默，或對他們所知的事情給出錯誤解釋」，還有一些人「誇大事實或一味專注於自我辯解」。
此外，我們現有的了解仍舊匱乏。許多關鍵人物之間的重要談話僅限於口頭上，並沒有書面記錄─現在的記錄都是透過間接或後來的證據來重建歷史。譬如與塞拉耶佛事件相關的塞爾維亞組織就非常警覺，並沒有留下書面證據。涉嫌參與行刺斐迪南大公的關鍵人物：塞爾維亞軍事情報部門主管德拉古廷．迪米特里維奇（Dragutin Dimitrijević）就會定期焚毀他的文件。很多人對維也納和柏林在最早關於如何應對塞拉耶佛事件的討論內容一無所知；記錄六月二十至二十三日在聖彼得堡舉行的俄法首腦會議的文獻，對理解危機的最後階段非常重要，卻無跡可尋﹝俄國的會議記錄可能早已丟失，而委託編輯《法國外交文件》（Documents Diplomatiques Français ）的團隊也無法找到法國版本﹞。布爾什維克黨的確出版許多關鍵的外交文件，以此揭露帝國主義列強的陰謀，但這些文件對時間的劃分不一致，沒有按照順序編纂；此外，還會片面聚焦某些事件，比如俄國對博斯普魯斯海峽的企圖。有些文件（數量不明）在內戰期間混亂的運輸過程中丟失，蘇聯也從未有系統編纂成卷的文件記錄，可與英國、法國、德國和奧地利的原版相匹敵。時至今日，俄方出版的記錄仍然處於未「竣工」的狀態。
＊本文選自時報文化出版的《夢遊者：1914年歐洲如何邁向戰爭之路》一書，作者克里斯多福‧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英國劍橋大學歐洲現代史教授，著名歷史學家、澳洲人文學院院士。曾於2007年榮獲英國歷史學界殊榮「沃爾夫森歷史獎」。他曾因對德國歷史研究的突出貢獻，被德國政府授予十字勛章。他所著的《夢遊者》被歷史學者們公認是史才洋溢、史識突出、史筆出眾，把史書寫到登峰造極之境。克拉克指出，當時歐洲諸強的領導人都像患有夢遊病，看不清事實，高估自己、錯估形勢。因此認為一戰「不是犯罪，而是悲劇」，是集體夢遊中的大悲劇。然而至今，一戰開戰已滿百年，而戰爭依舊不斷，世人如夢遊者一般，仍舊無知於己身行為所產生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