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星期日。這天清晨，法蘭茲．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Ferdinand）偕同夫人蘇菲．霍泰克（Sophie Chotek）抵達塞拉耶佛火車站，當時歐洲大陸還是一幅和平景象，但三天後，這裡卻燃起戰火。這個多事之夏，爆發的衝突導致歐洲成為六千五百萬兵力廝殺的戰場，三大帝國捲入其中，造成兩千萬士兵和平民死亡，兩千一百多萬人受傷。
這場浩劫宣告二十世紀歐洲步入恐怖的肇端，正如美國歷史學家弗里茨．斯特恩（FritzStern）所說，它是「二十世紀所有災難的開始，此後各種災難便接踵而至。」戰爭爆發之前，人們就對戰爭為何會發生這一問題爭論不休，時至今日，戰爭爆發的原因也未有定論。這一事件還催生數量空前、內容詳實、流露強烈道德情感的歷史文學作品。此外，一九一四年發生的事情，至今仍是國際關係理論研究者津津樂道的政治危機，由於事情過於錯綜複雜，以至任何假設和猜想都能自圓其說。研究「一戰」起源的歷史學家總會碰到一些問題，首當其衝且最顯著的問題就是研究資料過多。每個交戰國都有卷帙浩繁的官方外交文件，民間搜集的資料也數量龐大，但有些文件是否真實還原歷史還有待商榷。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公布的官方文件，大多帶有辯解並反思的意味。長達五十七卷的《德國外交部文件》（Die Grosse Politik ）將一五八八九份文件歸納在三百個主題下，但並不具備純粹的學術客觀性，人們只是希望藉由曝光戰前文件來反駁《凡爾賽條約》（Treaty of Versailles）加之的「戰爭罪名」。法國政府也不例外。外交部長讓．路易．巴爾都（Jean Louis Barthou）於一九三四年五月指出，戰後出版的文獻「充滿濃厚的政治色彩」，其目的在於「根據《凡爾賽條約》，在德國發起的這場戰爭中維持秩序」。一九二六年出版的八卷合集《奧匈帝國外交政策》（Osterreich-Ungarns Aussenpolitik ），其中一位編者路德維希．比特納（Ludwig Bittner）在維也納指出，他們之所以出版該合集是未雨綢繆，提早出版官方資料以防止某些國際機構（很可能是指國際聯盟）迫使奧地利政府在情況不樂觀時出版。
蘇聯希望法國所要求的賠付戰前貸款合法化，所以早期的出版物都企圖證明：是獨裁沙皇及其盟友挑起戰爭。在英國，人們高調呼籲學術公正，《英國關於戰爭起源的文件》（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 ）也順勢出版。儘管如此，之後的文件記錄仍有偏頗和疏忽，這也使得關於一九一四年戰爭爆發前夕英國所作所為的描述並不中肯。總之，儘管有不可否認的學術價值，但正如德國軍事歷史學家伯恩哈德．施韋特費格（BernhardSchwertfeger）在一九二九年的批判研究中所言，歐洲的文件記錄儼然在為「歷史文件的世界大戰」提供軍火。
對於想了解為何發生戰爭的人來說，儘管政客、指揮官與其他關鍵決策者的回憶錄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但同樣疑點重重。對於人們熱切關注的問題，很多文件卻保持出奇的緘默。在此舉三個例子：德國首相特奧巴登．霍爾維格（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於一九一九年出版《對世界大戰的反省》（Reflections on the World War），但對他自己及同僚在一九一四年「七月危機」時的行動隻字未提；俄國外交大臣謝爾蓋．薩佐諾夫（Sergei Sazonov）在回憶錄中對自己在關鍵事件中的表現輕描淡寫、敷衍了事，絲毫沒什麼有價值的資訊；法國總統雷蒙．普恩加萊（Raymond Poincaré）的十卷回憶錄記錄他的執政時期，但宣傳作用超過啟發性─普恩加萊關於危機時期的「回憶」，與他當時匆匆記下的日記（未出版）之間存在明顯的矛盾。英國外交大臣愛德華．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那本行文溫和的回憶錄，也只是隔靴搔癢的解釋一個敏感問題：他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之前對協約國的承諾，以及這些承諾在他處理危機時所起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