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三日，日軍以十二個師團、約二十五萬兵力，大舉進攻武漢；防守武漢的國軍為四十七個軍、約七十五萬人，雙方在此展開大戰，是謂「武漢會戰」。會戰至十月二十五日結束，國軍主動放棄武漢；本戰，國軍傷亡十九萬餘人，日軍傷亡兩萬餘人。
就在這個時候，日軍又於廣東大鵬灣登陸，十月二十一日占領廣州，中國僅有的出海口陷落。連外補給線只剩下兩條脆弱的陸路，一條是由雲南昆明穿越怒江、瀾滄江縱走河谷，通往英國殖民地緬甸，盤旋在崇山深壑的滇緬公路；另一條是由昆明經紅河河谷，進入法國殖民地越南，蜿蜒於峰巒之中的滇越鐵路。雖然中國抗戰進入了最艱苦的階段，但這也是日軍落入「持久戰略」漩渦之中，攻勢不繼、進退失據的開始。
八年抗戰可大致區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時期是從一九三七年七月「蘆溝橋事變」，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漢會戰」，一共一年又四個月。國軍本著「戰略守勢」、「陣地防禦」、「逐次抵抗」、「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指導原則，一面誘迫日軍主力進入對我最有利的長江「作戰線」作戰；一面爭取時間，西遷物資，完成後方基地的整備。
第二時期是從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岳陽陷落，到一九四一年底「第二次長沙會戰」結束（即「太平洋戰爭」直前），約兩年十個月。國軍利用平漢、粵漢鐵路以西地形，本著「戰略持久」的指導原則，會戰而不決戰，持續消耗敵軍，保持有生戰力，維護抗戰基地安全，實施敵後游擊。最重要者，就是至少要維持一條國際交通線，以支持抗戰持續戰力不輟。
這兩個時期國軍都是獨立作戰，也都是以「持久戰」為核心指導概念，不同之處在於第一時期的持久戰，是用空間換取時間，要誘（迫）使敵人進入對我有利的作戰線上，以拖住敵軍為最高原則。第二時期的持久戰，是依山地之利，固守最後抵抗陣線，不再後退，以拖垮敵軍。其後，再依情勢發展，轉取攻勢，爭取最後勝利。
第三時期，從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第三次長沙會戰」，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一共三年八個月，為「聯盟作戰」的「戰略攻勢」階段。此時國軍已取得抗戰基地空優，轟炸敵後方，並由滇西遠征軍與駐印軍與美軍並肩作戰，發動聯盟攻勢，打通中國通印度、緬甸的陸上交通線，以準備全面反攻。
世人常說，日軍敗於美國的兩顆原子彈。此一說法出於「結果論」，不僅忽視了戰爭過程中，中國對「聯盟作戰」的貢獻與犧牲，亦使戰後中國的主權受到極大侵害。諸如外蒙的獨立，釣魚台隨琉球轉由日本行政管轄等，中國真成了英國教授芮納．米德（Rana Mitter）書中「被遺忘的盟友」。從軍事的觀點而言，日本宣布投降，應是其海軍已歿於美國，陸軍將滅於中國，原子彈只是「壓死駱鴕的最後一根稻草」，更和蘇聯的參戰沒有關係。
一九四五年春，駐印軍在美軍協力下，與遠征軍會師芒友，肅清緬北與滇西的全部日軍，在昆明成立「聯盟作戰」陸軍總司令部，準備接收美援裝備，全面反攻。另一方面，國軍也在接下來的「豫西鄂北會戰」（一九四五年三月至五月）及「湘西會戰」（一九四五年四至六月）中，連續重創日軍。凡此，均足顯示敵我在戰爭中的優劣情勢，已完全逆轉，日軍在中國戰場已成強弩之末，並正策畫全面撤退。五月上旬，我置於敵後蘇、浙地區的第三戰區，即發現日軍有此徵兆，而採取了一些防止日軍脫離戰場的牽制行動。
簡單地說，一九四五年以後，日軍在華戰力呈現衰竭現象，只能在其「一號作戰」所留下來的殘局中苦守點線，據隅頑抗。用軍事評論勝負的角度看，日軍實已戰敗，其投降只是時間問題。反過來看，國軍則戰力不斷增強，在廣大正面上開始掌握主動，並準備反攻，有極大可能殲滅日本陸軍。
猶記日本宣布投降之初，其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在接奉國民政府頒給的受降「第一號命令」時，就曾有他不能代表日本海軍，而有意讓日本陸軍單獨向中國投降之反應。可見日本陸軍已承認被中國擊敗的事實。
無論如何，我們是第一個起來抵抗日本侵略，而且作戰時間最長，戰場幅員最廣，犧牲最重，對盟邦貢獻也最大的國家。國軍在中國戰場上牽制住一百多萬日軍，使其不能轉用於其他方面，否則美國在太平洋戰爭中，恐怕傷亡會更慘重，結果也難料。
＊作者為前行政院長。本文選自作者新著《郝柏村重返抗日戰場》。本系列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