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不是選舉輸了才有罷免」
2025年春，高雄的午後，一場悄悄進行的連署行動在青年公園旁展開。幾張簡陋的摺疊桌，幾把藍色陽傘，一疊疊白色紙本上寫著斗大的字：「罷免賴清德，還我未來。」來往的行人，有些匆匆一瞥，有些停下詢問，有些遲疑再三後，拿起筆簽了名。「不是說支持誰的問題，是我們生活真的太難了。」一位年約三十的男子苦笑說。
臺灣，在總統大選後的第三個月，出現了自1990年代以來最大規模的「罷免浪潮」。從地方議員、市長，到現任總統賴清德，幾乎每一個選後的政治人物都可能成為罷免對象。但問題來了。罷免，原本是設計來制衡權力、修正錯誤的民主機制。當它成為常態，甚至變成政治報復、情緒宣洩的場域時，民主，還剩下多少真正的韌性與信任？這場圍繞著罷免賴清德的爭論，不只是單一政治事件。它敲響了臺灣民主制度一次沉重的警鐘。
一、罷免權的初心：制衡還是破壞？
（一）「讓人民在選舉間擁有修正權」：罷免權的原設計
臺灣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在設計初衷上，其實承襲了歐美民主國家對罷免權的理解，作為一種「少數制衡多數」的手段，防止掌權者在任期內背離民意、濫用職權。
早在20世紀初，美國加州即率先導入地方官員罷免制度。加州州長Gray Davis於2003年因能源危機與財政赤字，被選民成功罷免，是美國史上少見的高階行政首長罷免案例。
韓國也有類似經驗。2011年，首爾市長吳世勳因推動免費學校午餐政策爭議，引發公投與罷免浪潮，最終辭職下台。
罷免的存在，本質上是為了修正錯誤，而不是摧毀體制。
（二）當罷免變成報復，民主自傷
然而，當罷免不再是理性監督，而是輸不起的報復手段時，原本賦予人民的修正權，反而成為割裂社會、削弱民主信任的利刃。罷免應該是最後手段，而不是第一反應。民主制度設計罷免，是為了極端情況，而非選舉失利後的常規武器。當罷免案頻繁且淪為政治動員，民主就從制度的競爭，淪為仇恨的擂台。
二、數據說話：臺灣罷免行動的歷史演變
（一）2008–2025年的罷免潮
統計臺灣近15年來的罷免案數據，可以看出明顯的趨勢：
罷免案成功率明顯上升，平均投票率也突破歷史新高。
（二）選區特徵分析
1、城市型選區罷免案較難成功（投票率低、人口多元）
2、鄉鎮型選區則因組織動員容易，成功率較高
3、政黨色彩鮮明地影響罷免行動的發起與結果
三、從社會共識角度看：罷免會讓臺灣更好嗎？
（一）民調：超過半數民眾支持提高罷免門檻
根據《臺灣民主基金會》2025年4月的調查：
1、有56%的受訪者認為「罷免門檻太低，容易被濫用」
2、只有28%認為「目前設計恰當」
3、另有16%主張「應全面鬆綁，賦予更高罷免自由」
社會正在對罷免的正當性產生動搖。
（二）撕裂的社會，不只在選票中
當罷免成為常態，社會撕裂就不再只是藍綠對立那麼簡單，而是深入到家族、社群、鄰里、職場。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看不見的獨裁，需要看得見的正義 ｜ 更多文章 ）
2021年高雄黃捷罷免案期間，有鄰里間因投票意向不同而絕交，學校裡的孩子也因父母政治立場不同而互不往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