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分認同危機，觸及了第三個層面的難題，就是將近兩百年來與帝國主義打交道的經驗。清帝國的崩解過程，給中國人（實則，那時候的清朝臣民，尚未清晰地自我認同為現代「中國人」）帶來刻骨銘心的屈辱感。
屈辱感給中國政治菁英和知識分子帶來動力。「富國強兵」這個台詞，或隱或顯地指導著中國的話語系統上百年。中國遭受帝國主義欺凌與剝削的歷史記憶，不止銘刻於集體（潛）意識、印刷於教科書，也是中國領導人經常拿來活用的政治工具。「抵抗帝國主義敘事」，是中共宣傳的主旋律。「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大國夢」、「強國夢」，這幾年如雷貫耳。相形之下，民間翹首期盼的「憲政夢」、「人權夢」，在民族主義大敘事底下則不斷被犧牲、壓制。
然而，帝國主義欺凌的記憶是辯證的，一方面它深入統治菁英的骨髓，知道在大國崛起過程中必須「韜光養晦」（鄧小平的「遺訓」），轉移列強的注意力，換取發展時間；另一方面，統治者也善用這個歷史記憶來動員群眾的反日、反美情緒，甚至也用來警醒他們口中的「台灣同胞」，今天的「台灣問題」起因於強權割據。但習近平政權對外的強勢作為，早就將鄧小平那一代的對外政策綱領棄之不顧。
隨著中國國力的崛起，以「反帝」起家的中共，卻經常在自己的家門邊扮演起「帝國主義者」與「殖民者」的角色。例如，一直以來的援藏與援疆計劃，即帶有殖民色彩；最近更變本加厲，在新疆設立「再教育營」，強迫非漢族的穆斯林人口接受意識形態洗腦教育；根據西方媒體報導，還強迫拆散家庭，帶走小孩。
這是中共「抵抗帝國主義敘事」中最大的矛盾。近年，中國資金與人員進出非洲頻繁，招惹了嫌隙，批評者說中國在非洲找油買礦、拓展市場是「新殖民主義」，使得習近平在2013年3月訪非途中宣稱：「中國將繼續為非洲發展提供應有的，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的幫助。」「不附加政治條件」的意義是：對比西方國家經常把經貿和人權條件綁在一起；中國則不干預這些國家內部的「政治狀況」。 實際上，中國輸出資本的同時也輸出意識形態，「中國模式」的擴張讓許多人擔心中國式威權價值輸出，會助長全球的再威權化。
近年，中國推行「一帶一路」，造成一些接受其貸款建設的國家債台高築，恐淪為「債奴」。過去依賴理論一再警告第三世界國家不要在經濟上依賴西方國家，以免淪為債奴，如今卻是由中國扮演了這個帝國角色。2017年，斯里蘭卡因為無力償還債務，而讓中國取得其戰略港口漢班托塔（Hambantota）99年的租約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