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安友與施道安的名著《沒有安全感的強國》即將發行中文新版。此刻，全球在防範中國崛起，中國「銳實力」正引起全球警戒，美中貿易戰打得火熱，討論中國缺乏安全感，會不會不合時宜？而中國強力推動「一帶一路」；以強大購買力在全球進行採購、投資和擴張；針對台灣外交圍堵、侵門踏戶，這樣的強國怎麼會脆弱呢？這部討論中國對外關係的專著，針對中國決策者的心理，提供一個深刻的悖論：中國那些看起來是侵略性的行為，起因是為了追尋自身的安全。這本書詳細解釋為何中國一方面快速崛起，卻同時高度缺乏安全感。作者有力地闡釋了中國這樣一個表面上自信滿滿的「強國」，其實內在充滿著恐懼、矛盾與焦慮。
●中國為何沒有安全感？
1996年，台灣歷史上第一次由全體國民選舉總統，中國政府發動飛彈軍演，試圖阻止大選。美國出動了兩個航母戰鬥群在台灣東部海域與解放軍對峙，戰爭一觸即發。為何中國對台灣直選總統反應如此激烈？因為這場選舉將落實台灣作為「主權在民的國家」。當時，中國剛脫離外匯短缺的窘境，所謂「中國崛起」仍在初始階段，但「中國因素」已經進入台灣的政治視野，只是當時尚未以此命名。黎安友當時即出版了《長城與空城計》（1997年），分析中國戰略處境的脆弱之處，正因為極度缺乏安全感，而使得北京非常擔心台灣變成永遠的圍堵中國的基地。
二十幾年來，世界局勢發生了重大變遷，中國國力大幅提升，累積超過三兆美元外匯（一度曾高達四兆餘元），執行了軍事現代化；北京奧運（2008年）的璀璨煙火宣告中國邁向「文明世界」；孔子學院遍布全球（僅在非洲就有數十所），中國資金遊走世界。「中國機會論」與「中國威脅論」牽引著全球政經菁英的神經。但是，黎安友與施道安卻主張：中國即使已成強權，依然欠缺安全感。這是《沒有安全感的強國》的核心命題，是否令人詫異？
其實，這種觀點並不特異。曾任美國副助理國務卿的謝淑麗（Susan Shirk）就曾用「脆弱的超級強權」來形容崛起中的中國：中國領導者有極為強烈的不安全感，這個國家越發達繁榮，中南海統治集團就越備感威脅。中國的不安全感從何而來？至少有三個重要層面。第一，國內局勢造成的不安全感。人心惶惶的集體心理，瀰漫全社會，從統治圈子、官僚、資本家（包括無數靠權貴關係起家的官商）、到庶民百姓。為什麼？貪污腐敗、抗爭迭起、高壓維穩、公安城管濫權、分配不均、貧富差距擴大、公共建設品質低落、黑心商品、毒奶、霧霾、假疫苗、環境生態惡化等數之不盡的問題，導致國家與社會皆充斥著乖誕的弄虛作假等行為模式。這一切問題，都與四十年來的高速經濟成長有關。除了鼓吹經濟表現，中共是一個根本上欠缺統治合法性的政權。問題如此劇烈，以至於革命再起之說甚囂塵上；2012年，習近平第五代接班前夕，中國高層傳聞熱衷閱讀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的《舊體制與大革命》，想從法國經驗中吸取教訓、避開革命危機。
最近幾年，中國經濟已經呈現成長趨緩。中國經濟進行結構調整的必要性，其中最重要的是改變積累模式，大幅度提高工資與社會福利，賦予大眾階級購買力，發展國內市場。但這個經濟改革必然衝擊既得利益集團。此外，中國需要進行政治改革，引進更具民意基礎的問責模式，擴大人民的參政權。但是，習近平執政後，對應方式是「打貪」，並加強集中統治權力，通過更強大的黨國紀律來整肅官場行為，但絕不碰觸體制問題。
中國政府不僅不願意在政治上鬆綁，反而嚴厲打壓社會抵抗力量，傳達「七不講」政策，執行高科技監控，被稱為「數位列寧主義」（digital Leninism）。這代表中共政權正當性在退卻，轉而以更精密的手法監控社會。在此令人窒息的政治體制下，缺乏思想自由與創新空間，不利市場經濟發展。民營資本也必須尋求國家資本或紅二代資本的結盟與庇護，進而加入國內市場的尋租遊戲。在此結構下，真正的私營資本生存困難，也難以茁壯。這些趨勢都不利於持續成長，更難以改善所得分配。
2018年3月，中國取消國家領導人任期制，習近平獲得「終身領導」權力。國家領導人終身制延後了政權繼承的問題，短期來看是緩和黨內精英的繼承競爭，似乎有利於習近平政權聚焦在其認為迫切的議題上；但長期而言，它打破了過去二十年兩屆領導權的繼承規則，更嚴重的是，領導終身制雖凍結了「政治決斷」的時間壓力，卻拖延了中國從事根本性政經改革的時機。
以上所論是中國內部問題引發的不安全感。但是，這本書強調第二種不安全感的來源：中國的國土與人口規模、戰略地緣與地理環境，使其國家安全隨時處在脆弱而敏感的邊緣。本書以頗具創意的圖像思考出發，指出以中國為中心的四道同心圓，構成了威脅這個國家安全的四環戰略環境。第一環：中國實際管轄或宣稱擁有的領土。第二環：中國的二十個鄰國。第三環由與中國鄰接的六個區域體系組成：東北亞、大洋洲、東南亞大陸、東南亞沿海、南亞、中亞第四環：其他世界地區。台灣讀者會有興趣知道，自己屬於哪一環？根據本書的說法，台灣屬於第一環，因為台灣是中國宣稱擁有主權的一省；台灣也屬於第二環，因為台灣實質獨立自主，並成為干擾中國外交的一大難題，因此台灣是中國周邊的第二十一個政治行動者。中國夾處在如此眾多複雜的區域體系以及強權利益中間，使得固有的安全環境顯得敏感而脆弱，再加上自1978年後進入全球資本主義體制，自然也牽制了中南海決策者的選項。
因此，外交環境中的不安全感，來自中國在國際體系中的位置，也來自於中國還在摸索：如何在這個變動的國際體系中找尋、確認自己的「身分認同」。一般所謂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其實是「文化工具箱」裡頭的一個零組件，可以活用。意識形態和現實利益環環相扣，意識形態論述可以隨著現實利益關係的變遷而調整。例如，毛澤東時代同時對抗美蘇之時，北京的外交眼光看向第三世界國家，而有「自力更生」與「不結盟運動」，然而在鄧小平「改革開放」年代，停止了革命輸出，與西方國家進行「關係正常化」，基本上，也拋棄了第三世界路線。
身分認同危機，觸及了第三個層面的難題，就是將近兩百年來與帝國主義打交道的經驗。清帝國的崩解過程，給中國人（實則，那時候的清朝臣民，尚未清晰地自我認同為現代「中國人」）帶來刻骨銘心的屈辱感。
屈辱感給中國政治菁英和知識分子帶來動力。「富國強兵」這個台詞，或隱或顯地指導著中國的話語系統上百年。中國遭受帝國主義欺凌與剝削的歷史記憶，不止銘刻於集體（潛）意識、印刷於教科書，也是中國領導人經常拿來活用的政治工具。「抵抗帝國主義敘事」，是中共宣傳的主旋律。「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大國夢」、「強國夢」，這幾年如雷貫耳。相形之下，民間翹首期盼的「憲政夢」、「人權夢」，在民族主義大敘事底下則不斷被犧牲、壓制。
然而，帝國主義欺凌的記憶是辯證的，一方面它深入統治菁英的骨髓，知道在大國崛起過程中必須「韜光養晦」（鄧小平的「遺訓」），轉移列強的注意力，換取發展時間；另一方面，統治者也善用這個歷史記憶來動員群眾的反日、反美情緒，甚至也用來警醒他們口中的「台灣同胞」，今天的「台灣問題」起因於強權割據。但習近平政權對外的強勢作為，早就將鄧小平那一代的對外政策綱領棄之不顧。
隨著中國國力的崛起，以「反帝」起家的中共，卻經常在自己的家門邊扮演起「帝國主義者」與「殖民者」的角色。例如，一直以來的援藏與援疆計劃，即帶有殖民色彩；最近更變本加厲，在新疆設立「再教育營」，強迫非漢族的穆斯林人口接受意識形態洗腦教育；根據西方媒體報導，還強迫拆散家庭，帶走小孩。
這是中共「抵抗帝國主義敘事」中最大的矛盾。近年，中國資金與人員進出非洲頻繁，招惹了嫌隙，批評者說中國在非洲找油買礦、拓展市場是「新殖民主義」，使得習近平在2013年3月訪非途中宣稱：「中國將繼續為非洲發展提供應有的，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的幫助。」「不附加政治條件」的意義是：對比西方國家經常把經貿和人權條件綁在一起；中國則不干預這些國家內部的「政治狀況」。 實際上，中國輸出資本的同時也輸出意識形態，「中國模式」的擴張讓許多人擔心中國式威權價值輸出，會助長全球的再威權化。
近年，中國推行「一帶一路」，造成一些接受其貸款建設的國家債台高築，恐淪為「債奴」。過去依賴理論一再警告第三世界國家不要在經濟上依賴西方國家，以免淪為債奴，如今卻是由中國扮演了這個帝國角色。2017年，斯里蘭卡因為無力償還債務，而讓中國取得其戰略港口漢班托塔（Hambantota）99年的租約權利。
中國在東南亞與南亞也大有斬獲，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鋪排，中國在這些國家影響力日增。以馬來西亞為例，在納吉主政下，打「對中經濟牌」，積極引進中資進入馬國，與大馬國內資本分享基礎建設的利益。但馬國2018年大選發生了歷史性的政黨輪替，馬哈迪上任後，暫時終止了造價超過百億美元的新隆高鐵（連結新加坡與吉隆坡），也正在重新評估其他與中國合作的項目。大馬新政局對中國「一帶一路」在東南亞的布局帶來莫大衝擊。最近，中國在巴基斯坦也提到鐵板，而巴基斯坦是中國在南亞最重要的盟友。
●中國特色的安全政策
根據本書的觀點，處在全球化環境底下，中國仍然是一個「相對弱勢者」，中國確實在快速崛起，但是從周邊諸國到世界強權都在警戒著這個國家。雖然中國迄今仍無能力挑戰美國作為「世界警察」的霸權，但是這個區域強權，卻可以對它周邊國家（即第二環國家，包括台灣）、弱小民族（第一環內的「邊疆」民族）、城邦（新歸併的領土如港澳），帶來巨大的、立即的衝擊。給周邊帶來的威脅，在中南海領導者眼中，卻是保障其國家安全、領土完整的必要措施。
中國發展的前景寬闊卻充滿風險與不確定性。歸根究底，中國仍是一個「尚未滿足的強權」。在中國改革開放後，參與全球化的生產，壓低工資，使經濟力騰飛，對美國高額貿易順差，同時又以巨量外匯儲備購買美國國債，因此實際上是在「補貼美國的消費者」。這一切都發生在「美元霸權」的全球化過程。看似複雜的政治經濟關係，其實就是：中國賒賬給美國，成為債主。但從雙方軍事力量對比來看，中國這個債主不但貧血，肌肉也不夠發達。因此，美中兩國在全球化經濟體系中捆綁在一塊而產生共同脆弱性；除此之外，中國也怕被變相賴帳、美元資產貶值。恐懼、自保、加上國力提升產生的自信心，使得近年來中國官員與學者喊出「人民幣國際化」的努力，期待有朝一日能夠像美國一樣，「把人民幣當作一種世界儲備貨幣來印」。「尚未滿足的強權」這句話，可以在強權興起的歷史故事中找到迴聲。十九世紀，普魯士—德意志國開疆擴土的過程，使其周邊鄰國心生警戒，對這個「尚未飽足的國家」展開圍堵，歐洲強權進入軍備競賽，最後以世界大戰收場。
本書認為，中國歷史上的長城，同時表徵了軟弱與實力，可謂「中國特色」的防衛工程。為了克服國內外的安全憂慮，除了傳統意義的國防戰備，中國早就使用龐大經費，發展、購買高科技建造「新長城」，以因應全球化時代的可能入侵者。充裕的國家財政也讓政府有能力採購高端設備、供養一支人員龐大的「網軍」。「防火長城」（Great Firewall）的建構已經累積十幾年的經驗，它用來監控、過濾網路上的通訊言論，進行各種干擾、阻斷與遮蔽。有趣的是，民間針對國家的網路監控，也發展出各種翻牆技術與破網軟體。相互角力的結果，也激發中國政府不斷強化網路審查技術與「法制」措施。2012年，人大立法規定「網路實名制」；之後不斷增修法規，強化「網路安全」。從2018年開始，中國政府禁止國內公司提供VPN服務，以致中國網民翻牆變成更加困難。中國政府也採用人臉辨識監視系統；在手機內安裝監控應用軟體等措施來布建對社會的全面監控。
此外，中國網軍經常被指控侵入外國網站，竊取情報或商業機密。近年來，美中兩國對於網路駭客問題經常起爭執。2013年2月，美國一家資安公司Mandiant的報告指出：近年來美國政府與企業遭受的網路攻擊，許多來自中國駭客集團「APT1」，也就是解放軍「61398部隊」。這個部隊的一個隊部，位於上海浦東新區，雇用了數以千百計的電腦網路專業人員，並要求英文寫作流利。中國網軍的特色在其數量優勢，但其技術仍然未能趕上美國的水準。
然而，從對內的網路監控到對外的組織性駭客行動，表明著憑藉其不斷升級的科技水平與雄厚財力，中國政府敢這樣做，而且不畏懼來自國內外的抵抗與譴責。北京能夠這樣，除了不容挑戰的大國姿態，還是依靠龐大市場的誘餌。各國政府與跨國企業為了經濟利益經常臣服於中國的要求。最新一樁是Google為了進入中國市場而發展一個Dragonfly計畫，根據Google員工揭露，該公司正為中國設計能讓政府控制搜尋結果的引擎。
＊作者為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即將出版《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臺大出版中心）。本文選自《沒有安全感的強國：從鎖國、開放到崛起，中國對外關係70年》（黎安友，施道安著。左岸文化）新版導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