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名寰觀點：從世界經濟典範轉移看東南亞產業發展

今年10月11日，東協十國和中、日、韓、印、澳、紐、美、俄等18個國家共同出席在寮國首都永珍召開的東亞峰會，國內媒體對此事件並無太多的報導或引述，唯一受到關注的，是今年東亞峰會並未達成任何聯合宣言，據傳是中、俄兩國反對聯合宣言中有關南海爭議性議題的用字遣詞。

東亞峰會聯合宣言難產的插曲，是這些年國際政治環境的縮影。事實上，近年國際政經局勢的快速變化，不僅對各國軍事、外交、安全帶來影響，同時也改變了自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WTO）成立近30年來的世界經濟運作模式，「全球化」這三個字，似乎正逐漸從國際經貿議程中消失。

從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1991年蘇聯解體、1992年鄧小平南巡為中國經濟發展按下快進鍵，再到1995年WTO成立並取代「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之後，世界經貿版圖在全球化列車的拉動下加速融合。

著名的《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湯瑪斯．傅利曼（Thomas Friedman）在2005年出版全球暢銷書《世界是平的》，該書闡述世界經濟自1942年以來所歷經的全球化三部曲。傅氏指出，全球化的濫觴始於1942年哥倫布揚帆西行發現新大陸，當時憑藉著武力、馬力和蒸氣動力，讓人類得以縮小看待世界的尺度，傅氏將1942年至1800年定義為「全球化1.0」。

1800年到2000年，世界進入第二波全球化進程，在工業革命的推波助瀾下，人類再次成功地將世界尺度縮小。這段期間，受惠於蒸氣引擎和鐵道運輸的廣泛應用，顯著降低了跨境運輸的交易成本；與此同時，電力、電報、個人電腦、衛星、光纖電纜和網際網路的相繼問世，聯手促成了通訊成本的大幅降低，也讓跨國公司成為催生「全球化2.0」的關鍵推手。

進入21世紀，拜資訊網路之賜，全球知識網路得以逐漸串連，電腦程式和網路基礎設施的普及與持續進步，讓企業外包、全球運籌模式成為可能，個別工作者則在跨國企業征戰全球市場的過程中，一舉躍上「全球化3.0」的舞台中心。

豈料，從2018年起，在美中競爭、COVID-19、俄烏戰爭和淨零轉型四大氣旋的共伴效應下，讓高速奔馳近30年的全球化列車驟然減速，並觸發世界經濟出現新典範轉移，而形塑未來世界經貿版圖的關鍵因素，也從傳統經濟政策著重刺激「有效需求」，轉變為積極管理「供給面風險」，並體現在國際經貿、新興科技和環境永續三大面向上。

讀過經濟學的人，應該都聽過李嘉圖（David Ricardo）「比較利益法則」，它是闡述國際貿易如何發生的經典理論。這位古典學派經濟學家指出，各國可依其所從事的各種經濟活動的機會成本，找到相對有利（機會成本較低）的項目從事生產，再經由專業分工和貿易互通有無，提高參與貿易國家之間的經濟福祉。

在比較利益法則的指引下，跨國企業以「利潤極大化」作為決策考量，選擇最具成本效益的地點進行生產。以中國為例，中國經濟在90年代的快速崛起，憑藉的就是豐沛且廉價的生產要素（土地、勞動等），吸引外資前往尋租（rent-seeking），讓中國得以實現經濟快速成長。

然而，在2018年之後，國際經貿的互動模式發生質變，各國政府與跨國企業的全球化思維從以往追求「利潤極大化」，轉變成願意為了確保供應鏈安全而支付「安全溢酬」。換句話說，生產據點或供應來源的選擇，不能再僅以貨幣面的成本效益為單一考量，因為若無法確保所需物資能夠安全無虞且穩定的供應，終究不符合政府和企業的最大利益。

而近年改變國際經貿模式的首要因素，當屬美中貿易戰。2018年3月22日，時任美國總統川普以「中國竊取美國智慧財產權和商業秘密」為由，要求美國貿易代表根據《1974年美國貿易法第301條》對中國進口商品加徵關稅，旨在迫使中國改變對美國的「不公平貿易行為」；同年7月6日，美國正式宣布對中國進口商品加稅，而中國也在同日以相同方式對美國商品課稅以予反擊，為美中貿易戰揭開序幕。2018年7月至2019年9月，美中雙方共歷經了五個回合的攻防，其中美國對中國價值約5,000億美元的商品加稅，中國則對美國價值約1,100億美元的商品提高進口稅率。

為了規避美中貿易戰和受美國制裁的潛在風險，近年外資企業積極尋找中國以外的生產據點，希望藉此分散過度集中投資中國的風險。根據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統計，2023年中國外商直接投資（FDI）淨額降至330億美元，較2022年銳減82%，創下1993年以來的最低水準。2024年9月27日，美國貿易代表署再次宣布即日起對中國多項產品提高關稅，理由是針對中國持續影響美國勞工與企業的有害政策。在新一輪的加稅措施中，美國提高中國電動車進口稅率至100%、太陽能電池50%、鋼鋁、電動車電池及關鍵礦物25%。由此可見，維護國家經濟利益，已成為美國當前對中經濟政策的首要考量。

另外兩股改變國際經貿互動模式的力量是COVID-19和俄烏戰爭。2020年COVID-19席捲全球，導致人流、金流、物流全面受阻，並衍生全球供應鏈斷鏈危機，對各國經濟造成嚴重打擊。WTO資料顯示，2020年全球商品和服務貿易總額衰退9.6%、全球GDP衰退3.3%，雙雙創下二戰後的最大減幅。而國際運費也在貨船和貨櫃短缺下出現飆漲，根據英國海運諮詢機構德魯里（Drewry）資料，40呎貨櫃航運的平均報價從2019年1月752美元上漲至2021年1月5,221美元，漲幅高達694%。

2022年2月24日俄烏戰爭爆發，隨即觸發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狂飆。由於俄烏兩國皆為世界大宗商品的主要供應來源，烏克蘭更有「歐洲糧倉」之稱，在俄烏戰事爆發隔日，黃豆、小麥、玉米的期貨價格分別刷新近10年、13年和9年新高，國際天然氣和煤碳價格也創下波段新高，這也是近年各國面臨沉重通膨壓力的根源。

百年大疫和地緣戰爭讓世界各國飽嚐供應鏈斷鏈之苦，喚起各國建構韌性供應鏈的風險意識。以半導體為例，2021年美國總統拜登上任之後，旋即在同年4月邀請全球19家汽車和半導體企業高層共同商議解決全球晶片短缺問題；隔年8月，拜登簽署《晶片與科學法》（CHIPS and Science Acts），宣示將重建美國半導體自主供應鏈，而同樣由美國主導成立的「印太經濟框架」（IPEF）也在2023年5月達成《IPEF供應鏈協定》，種種舉措皆反映出由美國所領導的民主陣營國家的經濟戰略思維已發生改變。

美中貿易戰吹響號角之後，緊接而來的是美中兩國在科技領域的近身角力，而最具象徵性的就是美國對中國電信巨頭華為的管制禁令。2019年5月，美國商務部以國家安全為由，將華為及其70家子公司列入出口管制實體清單，限制該集團使用美國軟體和相關技術。隔年5月，美國商務部再次修改出口規定，要求使用美國設備和技術的外國半導體公司，在未獲得美國政府許可之前，不得向華為供貨。由於此前華為在全球5G通訊設備、智慧手機、伺服器等領域占有領先地位，美國旨在阻卻華為在全球5G和通訊終端市場的發展。

此後，美國持續在半導體領域加大對中國的箝制力道，並聯手盟友共同採取行動。根據《彭博社》統計，截至今年4月，川普和拜登兩任政府已將625家中國企業、學研及相關組織列入出口管制實體清單，管制範圍也從半導體供應鏈擴大到人工智慧、量子電腦等新興科技領域。2023年7月，日本政府宣布23項尖端晶片製造技術的出口限制，雖然未直接點名針對特定國家，但劍指中國的意味濃厚；今年7月，日本再次擴大出口管制品項，內容涵蓋量子電腦、半導體設計與製造等五項技術。而荷蘭則是在2018年起就禁止半導體設備大廠艾司摩爾（ASML）向中國提供極紫外光曝光機（EUV），去年9月和今年9月，荷蘭商務部再次擴大管制範圍，向下延伸禁止ASML紫外光曝光機（DUV）的中階機型對中國出口。

而中國為反制美國及其他國家對其採取的半導體技術管制，2023年5月中國先以「對中國關鍵訊息基礎設施供應鏈造成重大安全風險」為由，禁止中國企業採購美國美光科技的記憶體；同年8月和12月，中國再對鎵、鍺這兩個被廣泛應用於半導體和電動車的稀有金屬實施出口管制，並將稀土的「提煉、加工、利用技術」納入「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術目錄」。今年6月，中國進一步宣布自10月起對境內稀土的開採、冶煉、利用、流通及進出口實施全產業鏈監管。

2021年拜登在簽署《百日關鍵供應鏈調查》行政命令之前，曾引述一首英國傳統童謠歌曲：「丟了一個釘子，壞了一隻馬蹄鐵；壞了一隻馬蹄鐵，折了一匹戰馬；折了一匹戰馬，傷了一位騎士；傷了一位騎士，輸了一場戰鬥；輸了一場戰鬥，亡了一個帝國」，意有所指的影射半導體技術就是影響美國未來能否持續扮演世界強權的馬蹄鐵釘。

綜言之，隨著美中競爭日益白熱化，連帶影響各國看待新興科技發展的態度。過往新興科技開放共享、共存共榮的美好時光已不復存在，代之而起的是面向更廣、範圍更大、項目更多的圍堵管制。

回顧各國經濟發展軌跡，「經濟成長」和「環境永續」一直以來多被視為是二元對立的命題，各國政府往往必須在兩者之間進行取捨，難以兼顧。

隨著極端氣候對各國經社環境帶來的衝擊日漸，各國政府開始意識到環境永續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已變得不可或缺。怡安風險管理集團（Aon Corporation）的研究報告，2023年全球自然災害造成的經濟損失高達3,800億美元，比本世紀平均值高出22%，導致95,000人因此喪命，死亡人數更創下2010年以來的新高。

為預防災難性氣候變遷衝擊，2015年近200個國家共同簽署《巴黎協定》，美國總統拜登也在2021年帶領美國重返《巴黎協定》，並宣示將在30年內大幅降低美國的碳排放量。根據Net Zero Tracker網站資料，目前已有150個國家投入淨零轉型工程，人口總數占全球89%、涵蓋全球GDP約92%。此外，世界銀行報告指出，2023年全球已有75項碳定價機制（碳稅、碳費、碳排放交易系統）協助減碳，2023年各國向企業與組織徵收的碳稅（費）高達1,040億美元，涵蓋24%的全球溫室氣體排放。

在各國減碳措施中，最受矚目的莫過於歐盟即將在2026年正式實施的「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旨在解決日益嚴重的碳洩漏（Carbon Leakage）問題。根據歐盟執委會的規劃，CBAM初期將針對碳排放密度較高的產品（如鋼鐵、水泥、化肥、鋁、電力等）課徵進口關稅，預料將增加供應鏈業者將產品銷往歐盟的成本負擔。

值得注意的是，預估隨著各國淨零轉型政策的持續推進，將給世界經濟帶來新的發展挑戰與契機。在挑戰面，是淨零轉型下的綠色通膨。當前各國淨零轉型的共同特徵，是以碳定價方式將產業生產過程中所造成的環境成本以予內部化，藉此強化產業的減碳誘因，但產業生產成本增加，勢必將同步推升產品與服務的終端售價，進而帶動整體物價上漲。因此，未來從供應鏈到終端消費，大家對於綠色通膨的壓力應該會相當有感。在機會面，為加速降低碳排，未來有利於減碳的相關技術、材料、產品和服務的需求會快速成長。麥肯錫（McKinsey & Company）報告指出，2050年全球要實現淨零排放，每年需要的投資金額高達9.2兆美元，其中6.5兆美元將用於低碳排資產和基礎建設投資，預示著相關供應鏈業者將迎來龐大商機。

隨著世界經濟的典範轉移，過往全球供應鏈以中國為主要生產據點的布局策略也出現轉變，東南亞、中東歐、墨西哥成為跨國企業投資布局的熱門選擇。全球供應鏈也從原本集中在中國的單核心，逐漸朝向橫跨美、歐、亞三大洲的區域製造中心演化。

先來看南美洲的墨西哥。因為地利之便及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加持，長年以來墨西哥皆名列美國的主要進口國。2017年美墨貿易總額達5,592億美元，僅次於中國的6,555億美元，2023年美墨貿易總額增加到7,988億美元，墨西哥更在睽違21年後，取代中國成為美國最大進口國。在投資方面，2017年川普政府與墨西哥和加拿大重啟《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談判，並在2020年7月以《美墨加協定》（USMCA）正式取代NAFTA，而外資也在墨西哥對美貿易不確定性解除之後，加速對墨西哥的投資腳步。根據聯合國《世界投資報告》，2021年墨西哥外資流入（FDI Inflow）金額從2020年282億美元增加到318億美元，2022年和2023年則連續兩年達到360億美元，創下墨西哥歷年FDI流入的最高紀錄。

其次是中東歐。作為連結亞洲和歐盟市場門戶的中東歐地區，由於享有相較於西歐的成本優勢，近年成為供應鏈在歐洲布局的熱點，且以捷克、匈牙利、波蘭、斯洛伐克、愛沙尼亞五個國家獲得的關注程度最高。過去7年，中東歐五國的FDI流入金額從2017年275億美元增加到2023年472億美元，平均每年FDI流入金額約399億美元，對比2010年至2016年平均每年FDI流入金額僅有222億美元，可以看出外資對中東歐的投資步伐明顯加快。

第三是與中國毗鄰的東南亞地區，以東協成員國為主。2017年東協十國FDI流入金額從2016年的1,123億美元，上升至1,560億美元，增幅達38.9%；2020年受到COVID-19影響，全球FDI從2019年1.73兆急速萎縮至9,845億美元，重摔43%，當年度東協FDI流入金額也從1,650億美元下滑至1,200億元，減幅達到27.3%。2021年是東協迎接資金浪潮元年，當年東協FDI流入金額突破2,000億美元關卡，來到2,088億美元，較前一年成長74%，此後東協FDI流入金額連年站穩2,000億美元以上，2023年達到2,263億美元，占全球FDI比例16.9%，東協經濟這幾年在外資相繼投入下，展現驚人的活力。

東南亞近年獲得跨國企業的投資力挺，可歸功於三大因素：一是美中角力下給東南亞帶來政治紅利。從中國「一帶一路」政策，到2022年由中國和日本扮演要角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生效，以及同年由美國催生「印太經濟架構」（IPEF），再到中國在2022年8月發起的「中國－東協自貿區3.0版」建設，處處可見美、中、日等國積極透過經貿合作拉攏東南亞國家的較勁痕跡。值得一提的是，儘管美國IPEF不像「一帶一路」和RCEP有全體東協成員國的參與，但加入IPEF的六個東協國家－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越南，皆為近年外資在東南亞地區投資的主要對象，合計占東協FDI流入金額超過95%，代表性可見一斑。

二是東南亞的地理位置。東南亞與中國領土相連，彼此間的貿易往來本就相當頻繁，東協更是中國中間產品（如機械設備、零件、礦物燃料、鋼鐵、化學材料、化學製品、汽機車零組件等）的主要買家。對於外資企業而言，東南亞產業供應鏈的完整度雖不比中國完整，但因為與中國位置相鄰，在東南亞投資的外資企業能夠就近從中國進口所需的中間財和資本設備，此優勢對製造業業者而言至關重要。

三是東南亞的資源秉賦。根據《World Population Review》資料，中國的年齡中位數約38歲，和泰國、新加坡相仿，但高於菲律賓（24歲）、印尼（29歲）、馬來西亞（29歲）、越南（32歲）。在勞動成本方面，日本貿易振興機構調查顯示，東協六國製造業勞工薪資普遍低於中國，2023年中國製造業基層勞工的平均月薪為576美元，低於新加坡（1,936美元），但高於菲律賓（271美元）、越南（273美元）、印尼（377美元）、泰國（410美元）和馬來西亞（451美元）。另一方面，東南亞地區除了新加坡，以擁有豐富天然資源聞名。例如，馬來西亞的橡膠產品，菲律賓的金、銀、銅、鐵礦石蘊藏及石油開採，而印尼除了有原油和天然氣供應，同時也是全球最大棕梠油出口國，近年更因為有生產電動車電池所需的鎳礦，吸引電動車供應鏈前往投資。

2023年東協取代美國，成為中國最大的出口市場，今年第一季東協對美國出口也超越對中國出口，這個現象除了反映美國持續增加對東協半導體和電子零組件的採購，也象徵全球供應鏈重組效應正持續發酵。相較於墨西哥或中東歐五國，東南亞可說是近年新經濟典範轉移下的大贏家。

過去幾年，跨國企業的投資造就東協在半導體、車輛及數位經濟產業的蓬勃發展。為了因應全球供應鏈重組及持續增加的市場需求，近年國際主要半導體業者紛紛加碼在東協的投資。根據東協官方統計，2006年至2015年外資對東協半導體產業的實體投資（Greenfield Investment）為21.8億美元，2016年至2023年投資金額來到55.8億美元，成長2.6倍；同一期間外資在東協電子零組件和電子設備產業的投資金額也從25.7億美元增加到46.3億美元，增加1.8倍。

以往外資對東協電子業的投資主要集中在產業價值鏈後段或附加價值較低的領域，但現在的情況已有所改變。目前全球前25大半導體企業透過直接投資、技轉、參股等方式，皆已在東協布局，其中半數來自美系（如輝達、博通、超微、高通、英特爾、德儀、美光），其餘則有來自歐盟（如荷蘭艾斯摩爾、英國安謀、德國英飛凌）、日本（如東京威力科創、迪思科）、南韓（如三星、SK海力士）和台灣（如聯發科、台積電、日光月）等業者。

在車輛產業方面，從前跨國企業在東協的投資以傳統燃油車為大宗，面對淨零轉型趨勢來臨，近期電動車整車、電池（原料）、相關零組件及基礎設施已成為外資在東協布局的重心。2016年至2023年外資在東協車輛產業的實體投資金額達30億美元，較2006年至2015年增加1.6倍，而成長數字倍增的背後，反映出三個重要的產業發展動向：第一是日系、美系和歐系傳統車廠持續加大投資，如日產、福特、賓士；第二是近年中系和韓系企業積極進軍東協市場，如比亞迪和現代；第三是傳統車廠透過既有產線設備升級與擴大產能，積極轉型迎戰中系和韓系電動車廠，可以預期未來東協車輛產業將呈現百家爭鳴的競爭態勢。

另一個正在東協崛起的產業是數位經濟，涵蓋電子商務、金融科技、資料中心和網路基礎建設。2016年到2023年東協在通訊、資料處理及資料託管等業務的相關投資達到44億美元，較2006年至2015年成長570%。截至今年上半年，東協有近400個數據中心，大多設在新加坡、印尼和馬來西亞，主要用來支持企業客戶的工業物聯網應用。不過，隨著未來東協5G滲透率的逐年提高，預估消費者終端應用對資料中心的需求也會愈來愈大。

東協行動通訊普及率高達136%，是全球行動通訊普及率最高的區域之一，但目前東協成員國的5G滲透率只有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超過20%，《2024年東協投資報告》指出，2030年東協整體5G滲透率將可增加到52%。而美國科技巨頭Google的研究報告也指出，2023年東協數位經濟營收已超過1,000億美元，2025年可上看3,300億美元。不論是東協官方或Google的預測數字，都給了數位經濟平台及相關業者相當可觀的發展想像，隱含未來數位基礎建設及消費終端應用在東協市場大有可為。

國際政經環境的顯著變化，持續晃動著全球經貿版圖和跨國企業的投資方向，而人口超過6.6億、經濟產出排名世界第五的東南亞地區，未來的產業發展前景不可小覷。 （相關報導： 「習近平是個出色的人！」川普登全美大熱podcast　再嗆台灣偷走晶片生意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台灣經濟研究院新興市場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