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部升格已經滿一週年，在過去一年中，該部最關鍵的任務就是推動碳費三子法。如今環境部已經完成諸般程序，將在月底發布碳費子法，只是真正要實施碳費，還需要碳費審議委員會早日將費率定案。
既然是如此重大的法案，審議委員會慢慢討論也無可厚非，雖然環保團體經常恐嚇台灣政府如何不足將失信於國際，但攤開各國永續發展資料來審視，各國的碳定價政策都有非常鮮明的務實色彩。
以國際最具指標性的歐盟碳交易制度（EU-ETS）為例，該制度問世 20 年來，歐盟給予境內企業碳排放免徵配額總是十分大方，降低免費配額的進度則是非常小心翼翼，宛如幹練的跑者會配速前行一般，生怕慢了無法達標，快了會傷害身體。
雖然西方政治領袖、國際組織經常做出非常高標準的減碳宣言，可是當各國公部門實際碰觸到百姓經濟利益時，實際操作卻是謹小慎微。這是歐盟過去 20 年跌跌撞撞累積的經驗，台灣應該仔細體察學習，不宜貿然訂下僵硬且不切實際的碳費政策進程。
應該如何完善政策設計，讓國家減碳工作不會減損經濟發展，這是碳費推動進程爭議最多、也影響最大的部分。社會各界認為，在 9 月召開的第 5 次碳費審議委員會，就將著墨在「一般費率」、「優惠費率」、「碳洩漏風險係數」等政策設計。
這些規劃推出之後有褒有貶，工商團體普遍評價政府重視台灣的製造業出口競爭力，並沒有祭出過分苛刻的標準擠壓產業生存空間；但環團認為，碳費應當以二氧化碳排放每公噸 500 元的費率開徵，不要只有向年排放量 2.5 萬噸以上企業徵收，而且盡可能不要設定優惠費率與碳洩漏風險係數。
在環境部草案中，設定排放量 2.5 萬噸以下企業免徵、企業提出自主減量計畫享有優惠費率，這些制度都在新加坡碳稅制度可以找到相似的做法。以前環保署在 2020 年委託國外研究建議，碳費每噸價格 300 元起徵，這也已經比新加坡碳稅的初始費率還高出不少。
新加坡在 2019 年開徵碳稅時，費率僅有 5 新幣（約新台幣 120 元），而且對年排放量 2.5 萬噸以下企業免徵。2024 年新加坡碳稅進入第二階段，費率提升至 25 新幣（約新台幣 600 元），但新加坡企業可以運用減碳過渡框架，提出計畫便可繼續適用 5 新幣費率。
新加坡制度是環境部研擬政策的重要範本，可是環團只取苛刻的 25 新幣費率標準，要求台灣必須揠苗助長地採取昂貴起徵費率，中小企業免徵標準、優惠費率等降低經濟衝擊的配套措施，在環團口中卻是台灣政府厚待企業。
環團主張美其名「接軌國際」，卻一直存在嚴重的「偏食」。
另一項嚴重的偏食，是世界各國推動減碳法案時早有共識的「碳洩漏」問題。碳洩漏係指一國較高環保法規可能導致產業外移或訂單外流，歐盟對此先是給予高碳洩漏風險企業 100% 免徵額，實施多年免徵制度直到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上路，才小幅度分階段減少免徵額。
由於台灣碳費制度尚未實施，推動 CBAM 言之過早，作為過渡方案，政府設計碳洩漏風險係數，第一階段給予高碳洩漏風險企業 80% 的排放量豁免。然而環團再次「選擇性辦案」，將碳洩漏風險配套曲解成「政府大放送，企業碳費打 2 折」，這種父子騎驢式的政策建言，實不利台灣碳費制度的頒行。
偏食的環團主張，被包裝在高道德標準的永續減碳口號中，有可能造成毀滅性的後果。台灣碳費初期開徵對象雖然只有 500 多家企業，然而所有企業運作都會排放二氧化碳，這讓碳費注定與眾不同，不像空氣污染防制費、健康捐只針對特定情境徵收，碳費徵收攸關台灣全體國民的利益。
如果不計代價推動嚴苛的碳費費率與窒礙難行的配套措施，原本福國利民、為下一代著想的減碳政策，將會滋生恣意打擊企業以滿足道德表象的惡果。一旦破壞台灣經濟永續成長的根基，社會福利縮減、科研預算倒退也將相伴發生。
屆時，台灣經濟脆弱族群在極端氣候下的生活開銷、防災支出會更難以為繼，而且缺乏科研基礎，也會讓減碳工作原地踏步，無助於應對氣候變遷。
碳費應該少點口號，多點務實。溫室氣體減量目標，眼看已要兩期、十年未能達標，政府繼續推動各式各樣減碳工作的當口，正是社會各界齊心配合，摸索與大自然永續共存道路的重要階段。我們不該讓環團作秀阻礙台灣進步，更要建議碳費審議委員會，在通盤檢視台灣經濟條件之後，可以推出務實可靠的碳費費率與配套方案，才是國民之幸，人類之福。 （相關報導： 賴總統的礦工紀念館才要開放 新平溪煤礦博物館卻可能熄燈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水泥業永續策略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