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這幅景觀並非始於「六四」之後，它應是八十年代大陸又一次「視西籍如神聖」的「文化熱」的順延，那次「藍色狂想」孕育了這次「思古恣縱」，當然也導致了再一次的「後現代」拾人牙慧。
本民族文化的理性成分若不成為現代認同的一個資源，就可能提供強烈的「原教旨主義」，這是余英時教授提出的一個看法。他認為，由文化多元論而致文化相對主義的興起，「這一傾向發展到極端也會引生「返本論」的文化危機」，他將一般用以界定伊斯蘭教的「原教旨論」另譯為「返本論」，是因為「無疑更適用於中國的儒家和道家。而且照最近中國大陸上所謂「易學」和「氣功」的流行情況來看，如果將來中國出現儒家、道家或儒道混合的「返本論」，那也是不足為異的」。
「返本」運動在中國大陸的微瀾，當起於八十年代開放後的全國性浮躁，我稱之為「現代化後來者的焦慮」。從「女排狂熱」、「足球恥辱」直到同外國人爭奪黃河「首漂權」，以及官方有意將這種情緒引向「振興中華」的政治操作，充分喂養了民族主義。「龍」的崇拜和「龍的傳人」意識的浮現，都可視為外來意識形態（馬列新名教）破產後湧起的「尋根」和認同沖動。
1984年鄧小平在天安門上第一次使用「炎黃子孫」的概念，以及鄧力群公開要求老百姓「可以不作共產主義者，但必須作愛國主義者」，都顯示這個政權意識到它的合法性與民族認同息息相關，向中國文化要民族主義資源以維係統治，使共產黨第一次需要「利用」傳統。
近二十年來的動蕩、流血、腐敗，在社會心理上產生追求共產主義和民主制度（包括公平）的雙重幻滅，導致民間向中國文化要神秘主義藉慰的渴望；同時，共產黨因屠殺和腐敗雙重統治危機，也產生愈加依賴民族主義的另一種渴望。這雙重「渴望」便是中國大陸「返本」運動極端化的誘因。
我想順著這個思路，稍引開來談談今天國際社會同樣面臨的國家認同危機。從伊斯蘭世界的經驗中可以看到，他們現代化運動的失敗，不論是何緣故，卻終究落入「原教旨主義」的泥潭，專制黷武的軍事強人得以利用這股來自本民族宗教文化的非理性資源，則是同他們也曾有過一段「尊西人若帝天」的歷史有關，這段可能也是「钜劫奇變，劫盡變窮」的歷史，淹沒了伊斯蘭宗教文化中優秀的成分，以至無法提供理性的認同資源。
今天的中國大陸，反身向中國文化要資源的，不僅是上行下效的氣功熱，也不止於「尊儒祀孔」的袁世凱故技重演，更要害的是，獨裁政權越來越乞靈於民族情緒中偏狹排外的成分，在「返本」傾向彌漫的同時，繼續以西方為假想敵，以充分榨取近代以來積累的「屈辱情緒」，並以「西方要使中國保持分裂狀態，不放棄台灣這艘「不沉的航空母艦」」為現實理由，煽動民眾的「統一情結」和沙文主義情緒，以保持對東亞和太平洋的進攻姿態，這不僅是要充當區域霸主，也已經顯露出步伊斯蘭後塵的跡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