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言之，當地緣政治事件干擾經濟運作不再是百年一遇的偶發情形時，預測機構實應將GPR指數納入總體經濟預測模型裡，以確保其執行的經濟預測結果對產官學界的決策或研究，有參考價值。
巨大的權力移轉 美中競逐成為最大地緣政治風險
綜觀國際局勢，美中競逐可說是當代最受矚目的地緣政治風險之一，特別是兩國會否陷入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更是國際政治經濟的熱門議題。若從布雷默與基特對地緣政治風險的演變來看，美中兩國的競逐進程為緩慢推進之「巨大的權力移轉」（Great Power Shift）、既有強權危機感大增的「經濟制裁與禁運」（Economic Sanctions and Embargoes），以及衝突全面升高的「國際戰爭」（International Wars）等三個階段，而目前美中競逐顯然進入經濟制裁與禁運階段。
首先，從巨大的權力移轉來看，若參照澳洲前總理陸克文（K. Rudd）的觀點，將中國經濟發展分成三個階段：毛澤東主要掌政時期（1949年至1976年）、鄧小平及其追隨者主導經濟改革與發展時期（1982年至2017年），以及習近平思想主導發展時期（2017年後迄今），不難發現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經濟進入高速成長期，整體GDP成長率（1982年至2017年平均為9.8％）與人均GDP成長率（1982年至2017年平均為8.7%）均節節上升。
誠如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金刻羽（K. Jin）所述，西方自由市場經濟運作以企業和消費者為要角，政府雖藉由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與構建完善的金融市場參與，但主導性有所節制。相較之下，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中，政府還多了產業政策和國有企業（SOEs）兩大力量，且是由中央政府制定策略，地方政府負責執行的方式運作，使政府在中國經濟運作裡的角色可說相當巨大。因此，改革開放後的中國雖然納入了市場經濟概念，最終卻演變成因應中央考核所需而形成「市長+市場經濟」（Mayor+Market Economy），並非單純的自由市場經濟，使中國GDP成長率表現不僅隨著自然經濟循環起伏，更受到政策開放性鬆緊的牽引。
儘管近年來在習近平思想（如共同富裕、減少對外脆弱性）主導經濟發展後，成長已明顯趨緩。惟在超過40年的改革開放過程中，中國政府厲行資源重分配、制度改革、人力和資本素質提高，以及民間企業家精神推動創新等因素，促使總要素生產力（TFP）的持續累積已形成一股強大能量。例如中國GDP占美國比重由1982年的6％大增至2022年的71％，日漸形成巨大權力移轉的趨勢，且新冠疫情期間嚴格封控措施加重全球供應鏈瓶頸問題，也讓各界再度認知到中國既是最重要的世界工廠，亦是主要的世界市場。再加上近年來中國海外學成回國人數逐年成長、大學的世界排名提升（反應研究能量顯著成長）、專利申請件數遙遙領先美、日等先進國家以及軍費支出大增，都猛烈地激起了美國對自身全球經濟霸主地位的危機意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