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返鄉記》，主要記錄我從美國回到台灣之後的事情。我年輕時很拚，除了唸書，也經歷了很多事。當時有兩個理想，一個是希望成為好的科學家，另一個是與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打造美好的世界。一九六二年，我留學前往美國，父母親跟朋友來送我。飛機起飛的時候，我有點難過，當時的台灣，還很窮很亂，我心裡想，要早日學成歸國，要回來跟家鄉父老同甘苦。我本來的規劃，是六十歲回來協助台灣的學術界。好友張昭鼎去世後，我想，該提早回來了，就打包行李，回到台灣來。那是一九九四年的事情。時間過得很快，已經快三十年。
那一陣子回台灣的人不少，有一些是受到我的影響，他們說，你回來了，那麼我們也回來。那時我接受中央研究院院長的想法是，中研院直屬總統府，不受教育部等原有學術體系限制，可以打開風氣之先，再讓大學跟上腳步。我協助很多人才回到台灣，也設立了新的研究所、研究中心，推動新的研究方向。我邀請學者到中研院，他們說，回到台灣也要有條件與環境繼續跟世界競爭，不然的話回來就沒有意義了。
一九九四年，台灣自己培養的博士大約有八百人，從國外回來的留學生有五千人，其中有一千二百個博士。更早之前，有些人是在美國找不到工作才回來，在這之後，很多很好的大學畢業的博士也都選擇回到台灣。紐西蘭總理Helen Clark 曾問過我，聽說我回國之後，吸引了很多人才回國，這麼多人才當初是怎麼送去國外的？我說，因為早年台灣貧窮、政治壓迫、學術低落，都出國深造，那是時代環境使然。現在，我們有一個人才的循環了。有人出去，有人回來；也有國外的學者來，然後回去。不再只是單方向的，這是很重要的。
對我個人來說，也是如此。我還記得，發現臭氧層破壞原因之一的Sherwood Rowland 教授，聽到我要回台灣，他說，遠哲，你在美國，有大的舞台，會對人類有更大的貢獻。這樣說是有道理，但是相對地，我回到台灣，在中研院，有不同的舞台，後來也做了很多事情。我代表中研院，作為國際科學理事會的成員，才有了競選理事長的契機，能夠為氣候變遷的問題盡一份心力。這是兩條路，在美國，有比較多的研究資源從事科學的研究、可以培養年輕人，但選擇回來，接觸的面更為寬廣，我與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學者、領袖交流，到了更多的地方。不同於單純在實驗室裡，在這一條路上，也對世界做了貢獻。
如果問我，當年決定回到台灣，比起留在美國，現在回頭看，會不會有不同的選擇？我會說，從小時候到現在，從出去到回來，對於這些選擇，我從來都沒有後悔。
有一次，我和陳定信院士談起他對B 型肝炎研究的貢獻。那時，台灣很多人只活到四十、五十歲，肝炎病毒就開始發作，死於肝病。他說疫苗施打推動之後，台灣的人均壽命可能會超過一百歲。
我小學一年級的時候，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我對生命的感受，是一天過一天，這樣活過來的。那時美軍每天來轟炸，B-29 轟炸機飛行高度很高，日本的高射砲打不到，它自由翱翔，炸彈要丟哪裡就丟向哪裡。日本沒有雷達，但美軍仍然空投鋁箔來干擾，轟炸機離開後，我們在山上會撿到很多長條的鋁箔。「今天活過來了，還有明天」。所以小的時候，我想，如果能活過三十歲，就算是不錯了。
後來我在大學開始做研究。四年級時的指導教授鄭華生，他告訴我，「遠哲你很努力，到三十歲，你一定會有很好的成就。」三十歲的時候，我在芝加哥大學當教授，算是有小小的成就。但是我對於人能活多久這件事，一直沒有定信那樣樂觀。不過到現在，我已經八十六歲了，還活著。
定信跟我都出生在日治末期。我們的童年都在大自然中成長，受大自然啟發了想像力與創造力。那時物資缺乏，習慣自己動手做，想辦法解決問題。我們認同養育我們的土地，也關心這塊土地上的人，想要創造一個比較美好的社會。現在來看，我年輕時候的兩個理想，成為優秀的科學家，算是做到了。但時代有新的挑戰，我們的社會也需要更多的改革跟努力，才能讓這塊土地變得更好。我的第二個理想，與志同道合的人打造美好的世界，還得繼續努力奮鬥。希望這本書，能夠把這樣的想法傳遞給下一代的年輕人。 （相關報導： 一半是創作者，一半是見證者：《拉波德氏亂數》選摘（2） ｜ 更多文章 ）
＊作者李遠哲，1986年與達德利·赫施巴赫、約翰·查爾斯·波拉尼共同獲得諾貝爾化學獎，前中研院長，本文選自作者新作《返鄉記：李遠哲口述傳記》（允晨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