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聘物林家用一玉印，據君庸言該印本是一對，故當仲恕未購定玉佩以前，曾與君庸言兩家各購其一，印文互刻新郎新婦名。今我家既已購定，本來最好是林家並購雙印送我，但不便作此要求，仍由我家購其一便是。但我家所購者印文擬不刻徽音名，但刻「長宜子孫」（告君庸言預備彼夫婦可通用，故刻一吉祥語）四字陰文，請託君庸代購代刻。該印據君庸說雙印共索金三百餘元，今我購其一，須一百五十元內外。另刻資恐須二三十元，又託君庸代購庚帖（雖所費極微），可先撥百八十元交君庸為代購印刻印及各雜費之用。前曾告君庸欲雙方各用一「寸許之小金如意」，但恐定製費時趕不上，免去可耳（若有現成者則不妨購，一併託君庸便是）。」
至於「行禮之日，家中大門易掛一紅綠綢彩（簡單兩段綢子便是），向祖宗神位前行告聘禮，將聘物陳在祭桌上，祭畢乃交大賓將去。另有告辭一篇別紙抄上，可用紅帖寫好，屆時弟代我行禮。啟雄或思永讀告辭。行禮最好是在上午，禮畢即在家裡請大賓宴（午餐），可詢君庸林家所請大賓為誰，一併先下請帖。請帖用我兄弟三人名義（用紅柬），不必書明為何事，但用「潔尊候教」字樣便得。」梁啟超認為婚姻之事不能草率，況且林長民去世不久，把文定禮辦得鄭重一些，也算是給林家的一個安慰。因此，他在信中對林家人的安排格外用心，比如在安排座席時，他特別囑咐梁啟勳「坐位是林家大媒首席，我家大媒次之，汝代表主人須親自送酒定席」，並要梁啟勳將他「不便到京之理由，請向兩大賓及君庸前道歉」。
而在文定禮的前一天，梁啟超再度從天津寫信給梁啟勳說：「此書到時或已禮成矣。為我謝諸賓，當弗以慢見罪也。自青榭詩明日當試為之。」而12月19日又有信說：「昨日事想都辦，眾賓歡耶。廷燦日內若來津，則聘物可交彼帶來，雙方庚譜一併帶出亦可。……自青榭詩尚未成（我作詩本甚艱），……但旬日內終當踐約耳，希告君庸。」梁啟超在天津抱病卻大小事指揮若定，包括為答謝卓君庸（自青榭），他答應寫詩為贈，但還沒寫成，深以為歉，但保證在旬日內會完成！到了12月28日梁啟超再寫信告知梁啟勳說：「庚帖照片收，當即寄美，如此清晰甚難得也。」
至此文定禮總算大功告成了，由這些書信我們可以看到梁啟超為文定禮的設想之周到，幾乎到了事無巨細的地步。從聘禮的紅綠庚帖，到大媒人選的擇定，都是事必躬親，甚至買一件交聘的玉器，從選料到玉牌孔眼的大小方圓，都考慮得面面俱到。雖然染病在身，但仍心繫愛子的婚事，依足文定禮數，差遣梁啟勳督辦，他拳拳的父愛其意殷殷，其情綿綿，即便今日看來，也是極爲動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