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亞洲基金會的周蓓持類似看法。她表示，中國有資源和技術，在開發中國家建造鐵路也能促進當地經濟，但雅萬高鐵工程並沒有達到應有的社會與環境標準。換言之，關鍵在於這些標準和評估程序是否確實執行。
2013年，中國推動「一帶一路」倡議，同時期恰逢中國的高耗能、高汙染企業面臨產能過剩，政府亦鼓勵企業「走出去」。許多分析更認為，中國欲藉「一帶一路」躍升為開發中國家的領袖與代言人，向這些國家傳達：我們可以成功，你們也做得到。從西方視角來看，中國輸出其影響力令人擔憂，再加上這些建設案常對地主國帶來沉重財政負擔和環境問題，因此遭致批評。
但周蓓指出，「一帶一路」屆滿10年之際，可以看到中國政府開始意識到這些海外基礎建設案的負面影響，也出現「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的呼聲。
今年10月「一帶一路」10週年論壇上，習近平的演說中提到要落實「一帶一路綠色投資原則」；在非政府組織看來，這些政策信號是好的開始，下一步要問的是：是否有新的具體規範和機制，違反規定的企業是否受到懲罰。
「從關注環境的機構角度來說，我們的態度是肯定的，是支持的，這個是非常明確的。」中國NGO人士A先生說，希望看到這些政策能有「清晰的落地計劃」，例如確實納入公眾、社區和NGO等各利益相關方的參與。
中國非政府組織的角色
對於「一帶一路」倡議，A先生主張：「不管政府原來的初衷，不管他的目的是什麼，既然他已經提出來了，我們就用好這個東西，把它變成我們想要的一帶一路。」
他說，理想中的「一帶一路」基建案，應該確實考慮居民是否有需求，推動完整的環境和社會影響評估，並妥善安置居民，建立透明的申訴與救濟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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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前提，在中國現有的海外基建案可說付之闕如。在這種情況下，需要的是民間社會的監督。而在中國企業與投資目標國之間，中國非政府組織居中協助的橋樑角色，更為重要。
A先生指出，海外的社區與NGO若要申訴中國企業投資帶來的問題，不只存在語言隔閡，還面臨文化和運用的詞彙差異。「不光是英語或中文，或當地語言的翻譯問題，而是說有一些更能夠被中方接受的語言。」在中國，民間團體難以直接批評政府，因此相較於「人權」的表述，中國的NGO更傾向運用「生態文明」、「人與自然和諧」等詞語來推動倡議。
若海外的NGO有需求，在有資金的前提下，中國的NGO可以介入案例，提供必要的支持，例如居中與中國投資方對話，以及推展「投資者教育」的工作，亦即與企業溝通，並透過出版指南、建議手冊等做法，讓中國的企業更理解投資國當地的風險與法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