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大利警方的一場可笑失敗促使我們更多地認識非洲人的處境，並考慮歐盟在非洲設立安置難民平臺的可行性。
據考古學家說，人類共同的祖先來源於非洲。十幾萬前，一部分直立人走出非洲，散佈到歐洲、亞洲及世界各地。誰能想像，當我們的祖先絡繹不絕走出叢林時，那是怎樣的篳路藍縷之情景？
今天，那些踉踉蹌蹌走出非洲的人，已能在媒體上展現他們的身影與足跡。從歐洲電視上，我們看到一幕幕在地中海發生的慘劇：逃難的船隻一艘艘沉沒海底。成千上萬的生命被波濤吞噬。藍色地中海成了非洲難民的一個巨大墳墓。
被嚴重的難民潮和船難折騰得焦頭爛額，歐洲下決心要打擊那些組織難民偷渡地中海的人蛇集團。那些蛇頭為了賺錢罔顧安全，他們強迫難民擠上超載的漁船小艇，將船開到地中海某處，卷走偷渡費後棄船而走，結果導致眾多的海難。
然而，歐洲警方似乎不是跨國人蛇集團的對手。今年4月，瑞典公共電視臺《審查任務》（Uppdrag granskning）播送紀錄片《追捕「將軍」》（Jakten pa "Generalen"），報導了一件歐洲警方抓錯蛇頭的烏龍案。（注：題圖為歐洲報紙對此事的報導。）
我們跟隨瑞典調查記者，目睹了義大利警方的一場可笑的失敗。這促使我們更多地認識非洲人的處境，瞭解他們鋌而走險出逃的原因，並考慮歐盟在非洲設立安置難民平臺的可行性。
義大利警方烏龍案：抓錯「將軍」
那是2013年10月，在義大利蘭佩杜薩島附近發生了368名難民被淹死事件。這之後，一個追捕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人販子之一——「將軍」的行動開始了。這是一個由歐洲多國員警合作的專案，參加的國家包括義大利、英國、荷蘭和瑞典。
義大利檢察官費拉拉（Calogero Ferrara）被指定為這個項目的最高負責人。由於義大利瀕臨地中海，是最大的難民登陸點之一，加上義大利警方被認為具備對付西西里黑手黨的經驗，因此，這個抓蛇頭的任務就被放心地交給他們了，其他國家只須慷慨提供經費，並配合行動。
似乎不負眾望。2016年5月24日，義大利警方宣佈「將軍」在蘇丹喀土穆被捕，稱這次逮捕在打擊人口走私方面取得巨大成功。這一新聞立即轟動世界。
然而，當那個被指為「將軍」的非洲年輕人被押下飛機，向世界亮相之時，瑞典和英國的非洲事務記者立即發現：義大利抓錯了人。這就好像今天特朗普時期的美國，當官僚機構頑固僵化、行政或執法機構犯錯時，還有「第四權」——新聞媒體不屈不饒地追尋真相。
來自電視觀眾的鈴聲把記者的電話打爆：抓錯人了！這不是Medhanie Yehdego Mered（梅裡德，被稱為「將軍」的走私犯），而是Medhanie Tesfamariam Behre（貝雷，厄立特里亞難民）。
長期追蹤非洲難民問題的英國、瑞典記者，立即抓住聽眾提供的線索進行追蹤。他們尋訪了嫌疑人貝雷在歐洲的親屬、一些本人被「將軍」走私出非洲的難民，甚至「將軍」的在瑞典的妻子。所有的證人證言都顯示出：義大利警方錯了。
警方庭審失敗，記者非洲追蹤
原來，被捕的嫌疑人貝雷是厄立特里亞的一個乳品工人，為逃離戰亂跑出來。他之所以被錯抓，是因為他和「將軍」有一個相同的名字：Medhanie，此外，這個29歲的單身漢在Messenge上與多位女性調情，其中也包括「將軍」的妻子。
在聊天中，「將軍」的妻子拒絕了貝雷的愛意，她明確地說自己是已婚的女人，「我只是想要我的丈夫」。但義大利檢察官仍然把這個聊天作為證據之一，連同幾個警方竊聽得來的似是而非的證據，就此證明乳品工人貝雷就是「將軍」。
可以說，在貝雷被捕後的這兩年，這個項目的運作純粹是在浪費我們納稅人的錢。頑固而自負的義大利檢察官不理睬媒體的呼籲，堅持要把貝雷當作「將軍」起訴。於是，律師在開庭時請來各方證人，就連貝雷在厄立特里亞的老母親，也被律師請來做DNA測試，證明貝雷確實是她的兒子。
貝雷被證明是無辜的，那麼真正的「將軍」呢？開庭之後，瑞典電視節目「審查任務」的記者收到密告，獲知「將軍」此時人在烏干達。於是，一個採訪小組立即前去烏干達首都坎帕拉，他們使用隱蔽的攝像頭，到處尋問。烏干達有很多從厄立特里亞逃來的難民，瑞典電視臺特地聘請了來自厄立特里亞的記者隨行。
在坎帕拉，有幾十個人向瑞典記者證明，說他們最近見過「將軍」。消息說，大發了難民財的「將軍」很會享受生活，他經常那裡出入酒吧賓館。但是，「將軍」狡猾多謀，連對付了西西里黑社會的義大利警方都拿他們沒辦法，北歐來的記者只能找到他的一些行動蹤跡。
昔日「非洲明珠」為何成地獄？
筆者前年曾去摩洛哥旅行。那個被稱為「北非花園」的國家，是非洲難民經由西地中海進入歐洲的一條偷渡路線。這次跟隨瑞典記者的攝影機去非洲東部，筆者才知道，近年來有數百萬難民因戰亂等原因逃往烏干達。
在英國殖民時期，烏干達因氣候宜人、土地肥沃和礦藏豐富，被稱為「非洲明珠」。它的鄰國肯亞也被視為非洲「最美的國家」。上世紀初，丹麥女作家丹尼森曾在肯亞經營咖啡園，回到丹麥後，她把自己的親身經歷寫成自傳體小說。《走出非洲》一書充滿感情地，描寫了非洲奇妙的大自然，還有那些樸實而真摯的土著人民。
那麼，當年那個曾具天地之大美的寧靜非洲到哪裡去了呢？毫無疑問，曾殖民非洲幾個世紀的西方國家對此要負責任。當年西方人的殖民，使非洲人失去了很多土地和傳統的放牧自由，資源被掠奪，傳統文化被干涉，民族或部落被分割，造成後來的邊界衝突……這是馬克思評殖民主義的「雙重使命」中的第一個：破壞性的使命。
在摩洛哥時，我看到不少昔日殖民留下的遺跡：法國人修建的公路、學校和醫院，適合乾旱地區的樹種。這是馬克思所說的殖民主義的第二個使命：重建的使命。歷史地看，西方的殖民統治打破了非洲孤立的狀態，提供了物質發展的可能條件。
但是，當非洲國家於上世紀擺脫西方殖民、紛紛獨立之後，很快就因軍人執政和內戰，陷入災難之中，戰禍、疾病、饑荒遍地，貪污腐敗橫行，種族仇恨與屠殺不斷。例如穆加貝一類的黑人暴君，把曾有南部非洲「麵包籃」之稱的辛巴威變成饑饉之地。
在已獨立半個多世紀的非洲，後殖民的現實是虎去狼來。大多數非洲國家治理失敗，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人認為，是傳統的酋長專制使非洲的民主制度變得畸形。也有人指出，前蘇聯和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在非洲攪和，使非洲解放之後，一些領導人選擇了極權主義。
上世紀60年代，莫斯科和北京都爭做非洲的好朋友，支援非洲人反西方殖民。毛澤東因此成為黑人獨裁者崇拜的對象，其遊擊戰理論也成為某些非洲國家內戰的理論依據。就在那時，非洲小兄弟把中國抬進聯合國。
就近年的情況來看，來自西亞和北非的難民與大都與美國發起的幾場戰爭有關。包括美國在內的工業國，對因氣候變化造成缺糧的非洲都負有責任。然而美國隔著大西洋，不像歐洲這樣直接面對難民潮。當今特朗普政府退出《全球移民協議》，推卸責任，以「零容忍」的無情態度，把本應由美國安置的一部分難民拒之門外。
歐盟關於在非洲建境外平臺的計畫
綿延不斷的戰亂、暴政和貧困，逼迫非洲人穿越地中海，前往歐洲尋找生路。他們說，即使淹死在海裡，也比留在非洲要強。
其實大多數死難者不是溺死在地中海，而是未到海邊就已倒在途中。例如，從尼日爾穿越撒哈拉大沙漠那條路比地中海更危險。那裡人煙稀少，難民容易迷路，遇上沙塵暴，難民因沙漠裡缺水而渴死，被風沙掩埋的屍體不計其數。偶然，會有蛇頭開車去那裡和難民做生意。只有他們知道，大概有多少人死於沙漠途中。
毫無疑問，抓捕蛇頭只是「治標不治本」的辦法，不能真正解決難民問題。歐洲國家知道，無論是因為歷史還是為了人道，歐洲都有義務去説明非洲改變貧困的狀態，消除人們逃難的根源。
然而，一些非洲國家的黑人統治者在掌權後，盡情腐敗獨裁而不受任何限制。以往，歐洲在經濟援助非洲的同時，會向他們提出改善人權狀況的要求，還會提出有關政治透明和環境保護方面的條件，這些都令非洲統治者不高興。他們只希望得到沒有任何政治條件的金錢資助，以便他們專制貪腐，任意侵吞捐款。
例如，中立國瑞典曾在辛巴威殖民時期支持穆加貝等黑人解放戰士，在該國獨立後，瑞典大力資助這個貧窮國家。但在2002年辛巴威大選時，穆加貝居然把瑞典的前政府部長皮埃爾•蘇利給驅逐了。因為這位瑞典部長為促進非洲民主，前去觀察辛巴威的選舉是否公正，被黑人獨裁者斥為「白人新殖民主義的可恥干涉行為」。
由此看來，歐洲已沒有多大資本和能力去影響非洲統治者了，但大規模的難民偷渡問題不能不解決。目前湧入歐洲的人數已逼近各國的收容極限，帶來了各方面的現實問題。
於是，在2018年6月底，歐盟峰會討論了在歐洲境外設立平臺收容難民的計畫。這個計畫被認為可以遏制蛇頭的非法行徑，減少地中海船難，給難民提供生存條件。目前有消息稱，非洲的利比亞、馬里、尼日爾和奈及利亞等國家，都願意考慮與歐盟合作，共同建立這類「難民接待中心」。
那天，筆者遇見一位來自索馬里的年輕難民，他在瑞典大學讀社會學科。我問他對歐盟建立平臺的計畫有什麼看法，他由衷地表示贊同。他說，只有非洲難民都留在非洲，才有可能重建非洲。我問他對自己的未來有什麼打算，這位年輕人充滿信心地說，一旦在瑞典完成學業，他就要回索馬里去，因為那裡非常需要他這樣的人才。
非洲是人類祖先的發源地，今天那裡的難民災難如此深重，這意味著人類整體的失敗。能否解決當今非洲的難民危機，這是對我們全體人類的考驗。
＊作者是定居在瑞典的華裔作家。本文原刊FT中文網「歐洲難民故事」系列之十三。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