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中華民國接近2024年的關鍵總統選舉時，各種研究者和政治評論家都表示台灣正處於一個重要的十字路口：因為就像2020年一樣，這次選舉事實上將塑造台灣的國內外政策的未來，但是我認為這將會有更多層面的影響。
2020年，蔡英文總統獲得了57.1%的總票數，而國民黨候選人韓國瑜只獲得了38.6%。投票結果的顯著差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歸因於香港的反送中抗議活動，這激起了台灣民眾的恐慌。因為「選國民黨上任可能會使台灣走上與香港相似的道路導致我們喪失民主，因此不能選國民黨！」這是影響選民情緒的一個關鍵因素。自我有記憶以來，每一次中華民國選舉中無論是在選市議員，選國會代表，或是縣市首長以及國家領袖，選民投票的一貫模式是根據政黨聯盟和他們是「親中」還是「親美」的立場來投票。這通常使得候選人倡導增加當地基礎設施資金的能力被忽視 — 這是當地代表應該解決的問題。
中華民國自國民黨遷台導致地方派系的增長，國民兩黨都有貪污土地以及建案的情形（針對國民黨的體制以及地方派系問題可以讀我以前寫的這篇文章）。這種情況導致了台灣政治的詬病：拿監督縣市首長以及討論政策的時間拿去做政治操作。例如地方議員在市議會會議期間常常專注於挑戰反對黨的政府官員的抽象外交政策問題，而不是有效監督開支預算。這個現象是以民主之名行政治謀利之實，而各個政黨都有責任：中華民國國會的國會代表互相扔豬內臟被國外媒體大肆報導，或是地方議員拿審預算案的時間質詢官員對於國家認同的問題並對他們的回答進行批評。
想必在閱讀這篇文章的你都看過網路上面那些立法委員在立法院打打鬧鬧的影片吧？雖然這不是政治人物們單方面的責任而是也有媒體輿論操弄的責任，但是看到人民對於一個國家代表著民意的殿堂有著這些譁眾取寵行為感到習以為常之時，我不禁為這個國家感到傷心。
台灣政治長期都是為了這種問題所困。儘管台灣在許多方面值得讚賞（不像許多其他國家在由威權轉到民主時導致很多勞民傷財的善後需要做 ），但台灣的特殊情況導致其政治的主軸從根本上來都逃不出「統獨」的問題。這導致了中華民國獨特的政治生態：台灣沒有左右派政治，而是統獨政治。這些都突顯了台灣需要改進的重要領域。
我認為特別是在選舉中華民國總統時迫切需要擺脫這種做法，培養更建設性的政治環境。台灣選民在選舉中大多考慮的都是一個候選人他本身的政黨色彩，以及這個政黨在統獨議題上面有多「親中」或是「親美」，而國內本地的政策則是相對的不被重視：2021年的「反萊豬、重啟核四、公投綁大選、三接遷離」四大公投日台灣投票率僅41%，而且我認為這很大的原因是因為「反萊豬」這本身除了食安也是個外交議題。
我個人觀察無論是台灣或美國的智庫研究人員都時常忽略這個現象：台灣選民對外交政策問題的重視在研究範圍內是無與倫比的 — 在台灣的政治格局中，沒有傳統的左派或右派的二分法，政治的中心分歧是親中和反中。這也是前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先生所稱為的「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台灣人自古以來沒有自己治理過國家，總是淪為強權下面的一顆棋子，因此台灣現在政治氛圍經常以忽視有意義的國內政策討論為代價而將重點放在外交政策也是能理解的。
我認為這次選舉提供了一個獨特的機會：因為台灣大眾普遍認識到所有三個政黨都有類似的外交政策立場，即維持現狀。根據10月的民調，民進黨候選人賴清德先生以約29.7%的領先，其次是民眾黨候選人柯文哲先生以25.6%，國民黨候選人侯友宜先生以21.1%，而郭台銘先生遠遠落後。最近進行的民調顯示，賴的得票率在中30至40之間，而侯的得票率在30多一點，柯則持續下降。在民眾黨和國民黨之間進行「藍白和」談判失敗後，國民黨在民調結果中仍然相對強勁。我們看到選舉的核心問題是管理兩岸關係。儘管立場不同，這些候選人都主張一種「維持現狀」的版本—拒絕正式獨立和中國的「一國兩制」模式，同時與美國保持良好關係。
賴清德先生要延續蔡英文女士的外交路線，但會面臨著回應中國對民進黨治理的行動的挑戰；國民黨的侯友宜倡導與中國對話和合作，以「親美和中」作為主軸；而民眾黨的柯文哲將自己定位為中間派，強調他有能力應對兩黨政治的缺點，並作為一個中立候選人平衡與美國和中國的關係。個人認為這三個候選人在外交政策方面本質上是相似的。
從美國的角度來看，長期以來一直對台灣採取「戰略模糊」政策目的便是為了阻止台灣單方面宣布獨立和中國強制統一。儘管地緣政治氣候不斷變化，美中之間的緊張關係日益升溫，但「戰略模糊」的政策仍然保持驚人的一致性。美國繼續通過軍售和政治支持來支持台灣，同時小心避免採取會顯著改變台灣海峽現狀的行動。這種做法表明不管選舉結果如何美國與台灣的關係都不太可能發生重大轉變。台灣人民逐漸認識到現狀對美國來說是最有利的情況。因此這次總統大選是否能將更多精力放在內部政策問題呢？
現在是台灣選民將注意力轉移到國內的時候了。有幾個關鍵問題對選民來說至關重要：台灣經濟正在從衰退中復甦，三位候選人對與中國大陸關係和經濟復甦提供了不同的觀點。此外台灣能源安全問題日益突出：台灣能源未來的辯論，特別是核能的角色，是一個需要選民更多關注和深入討論的領域。候選人對台灣能源組合和可持續性提出的不同方法需要進行全面評估和辯論。
另一個重要的話題是軍事徵兵制度的改革。隨著區域安全動態的演變，台灣如何處理其軍事服役政策，包括徵兵的長度和性質至關重要。這些討論不僅僅是關於國防，也是關於國家認同和對國家安全的承諾。候選人對這些問題的立場便會是他們對更廣泛願景的洞察（或是他們幕僚幫他們寫好稿子的「洞察」）。對台灣選民來說關注這些重要的國內話題是至關重要的，而不是僅僅基於對外交事務的刻板觀念來做出投票的決定。
然而中共相比對台灣選舉的看法還是會希望國民黨獲勝以減少緊張局勢並對習近平用民族主義建構起來的政權提供了一種支柱。反觀這次選舉對美國的重要性不容低估，因為它將塑造台灣的外交政策以及其與中美關係，結果可能會繼續深化民進黨政府下台灣與美國的聯繫，或者在國民黨或民眾黨獲勝的情況下導致關係的本質轉變（儘管我認為這個預期的變化仍然相對小）。
2024年中華民國總統選舉代表著塑造台灣政治文化的關鍵轉折點，不僅對台灣的國內政治，對於兩岸關係更是如此，這也同樣影響著印太地區更廣泛的戰略動態。作為該地區的主要參與者，美國將密切關注選舉結果，準備根據不斷變化的地緣政治格局重新調整其政策。選舉結果無疑將產生深遠的影響，塑造兩岸關係的軌跡，以及未來數年印太地區的穩定。台灣選民越來越意識到國內問題的重要性，認識到它們對日常生活和島嶼未來的直接和重大影響。因此解決這些國內問題的方式將在確定台灣下一任領導人的選擇中發揮重要作用。這使得2024年選舉成為中華民國進步和走向自決之路的關鍵點。
＊作者為業餘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