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廣董事長趙少康與侯友宜搭檔，代表國民黨競選正副總統，果不其然，立刻造成選情震盪效應，讓侯友宜成功擺脫民眾黨柯文哲的「纏鬥」，朝著與民進黨賴清德爭鋒的方向前進；不過，趙少康本人却因為「身份」（媒體業主）成為綠營圍剿對象，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旋即表明要發函中廣說明，除了中廣之外，還有華視與公視，分別有沈伯洋和徐瑞希兩位具有「自律委員會委員」與「董事」身份，分居民進黨和民眾黨的不分區立委名單，也同時行禮如儀去函要求說明。
賴清德對政府的「實質影響力」遠超侯、趙
上述三件可能誤踩「政媒」界限的案例，都屬「小事」，因為法令規定明確，沒什麼模糊空間，其中，曾兼中央社董事的沈伯洋更在民進黨提名之後，隨即展開請辭程序（包括中央社和華視），並在日前生效，沈伯洋為此調侃趙少康，「需要請辭教學，可以找我。」三件個案，這一件算是「解決」了。
至於徐瑞希被列入民眾黨不分區第十七名，其實也不難處理，徐瑞希無可避免必須在公視董事（她也是公視基金會派駐華視的代表人）和不分區立委之間做一個選擇，因為《公共電視法》明定「董事、監察人於任期中不得參與政黨活動」，做為政黨提名的不分區立委人選，投入競選（位列政黨票），很難自辯這不是「政黨活動」，特別是民眾黨有內規不分區兩年為期，換言之，此刻不在安全名單上的徐瑞希兩年後有很大機率躋身立委。
對比沈伯洋已請辭，徐瑞希必須二選一，趙少康表明競選過程不會辭職，但若當選會在就任前，辦理完所有請辭程序。趙少康的態度，當然遭致綠營砲火，一質疑他對侯友宜沒信心，為自己留後路；二質疑他陷中廣同仁於不義，因為他對中廣還是有「實質影響力」，就像侯友宜新北市長請假非請辭，對新北市政府還是有實質影響力；這樣的說法不可謂錯，却又不可謂對，因為這不只是對趙少康，而是對中廣的誅心之論。
首先，選舉是一個動態過程，再有信心都沒人敢打包票，能笑到投開票，包括賴清德；要論「實質影響力」，三組候選人有誰的「實質影響力」能超過賴清德？賴一句政見，轉頭就成為政府的政策，從高教免學費、長照放寬免巴氏量表的條件、甚至宣稱明年陸生納保…，乃至侯友宜才宣布副手人選，NCC關切立刻就到；其次，NCC的關切當然未必是「實質干預」，而是事前的「警示」，因為製播新聞與言論的「公平原則」，一體適用，不要說發函公視華視和中廣，通函所有廣電媒體注意競選新聞的處理都不為過，就像選舉期間法務部通函公告強調查察賄選一般；中廣是老字號廣播電台，從黨營到民營，從威權走到民主，就媒體自律的角度而言，類似誅心的批評，是對媒體從業者的羞辱，遑論老闆參選，多一分廻護之心，幫不了太多忙，反而多添一分爭議。
媒體公平原則很重要，NCC的公平原則呢？
率先要求徐瑞希辭公視的台灣媒體觀察基金會「相對」中肯，該媒觀執行長滕西華說，「趙少康（不辭）屬於道德層次，沒有明確違法。」為什麼說是「相對中肯」呢？因為根據《廣播電視法》有關黨政軍退出媒體條款，並無選舉就要請辭的規定，趙少康依法行事，何來「道德」爭議？趙少康要擔負的不是道德壓力，而是社會觀感正負面皆有帶來的選票風險。
公視法為什麼比廣電法（包括衛星廣播電視法）嚴格？前者不能參與政黨活動，後者則規範黨務、政務和選任公職人員不得投資廣電事業等，因為公共電視開宗明義屬「國民全體」，是國家的電視台，爾俸爾祿包括車馬費都來自於民脂民膏；至於民營媒體經營者若成為候選人就要請辭，無異變相壓縮其公民參政（選舉）權，簡單講，如果任何企業主可以參選公職，沒有道理媒體經營者不能參選，但若當選公職，那就要看所任何職，比方立委除了不能兼任官吏，依法並未禁止兼任企業董事、獨董、甚至董事長，但若是正副總統、五院院長、民選市縣長等，依法就任需要「財產信託」，却也沒嚴格限定非辭職不可，但實務上，幾乎沒有民選首長還白目到兼任企業董事長的，而財產信託某種程度就是畫出利益迴避的界限，獨獨媒體事業不行，即使親屬持股都要在一定比例以下（不得超過百分之一）。
換言之，國家法律對政媒界限已經遠比其他事業更嚴格，合不合適可以討論，但法律擺在這裡，一體適用，就沒有爭議。趙少康能理直氣壯地反問NCC，「你不會去看廣電法嗎？」其來有自。
就在NCC關切趙、徐等人是否踩到「黨政軍退出媒體」紅線同時，在野立委繼續質疑NCC對三立持股中嘉有「放水」之嫌，明顯大小眼，NCC則強調這是兩碼子事，的確，這是兩件事，但NCC對不同媒體的處遇態度迥然有別，則是一件事，對比NCC嚴厲處分中天，從不准許持股中嘉，到撤照關台，而三立則一路開綠燈，被立委追究後，還能准許「一年內完成股權轉讓」，甚至鏡電視無論如何都要發照，發了照股權有爭議迄今沒有交代；NCC愈是盯著趙少康，愈是喚醒這八年，NCC是如何執行「順生逆亡」的上意，傷害媒體環境與言論自由的記憶。對比之下，賴清德和民進黨的選票風險，肯定比趙少康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