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中日金本位的迥異命運：《白銀帝國》選摘（5）

鴉片戰爭無疑是中國的一道傷痕，但是對於中國的最大打擊則是來自甲午戰爭。甲午戰爭之後，中日兩國命運的不同走向戲劇化終點。其結果之一是，金本位在日本落地生根，而中國與之擦肩而過。

這場戰爭至今各有表述，其中很多歷史細節耐人尋味。有論者指出，這對於中國是一場局部戰爭，對於日本是一場蓄謀已久的全域戰爭，是舉國體制的日本對抗各行其是的中國，其結果也使得中國遭遇有史以來的巨大重創，尤其是這樣的打擊來自鄰邦。西方如此評價甲午戰爭最後的力量對比，「中日戰爭從頭至尾是一場十足的災難。中國最有效的討價還價籌碼不是它所剩下的陸海軍力量，而是一個日本狂熱分子對李鴻章的傷害而使日本人感到的內疚」。

《馬關條約》規定中國賠償白銀高達兩億兩，當時清政府的財政收入不過七千多萬兩。對於日本而言，其財政收入不過八千萬日元，日本前外務卿井上馨不無驚喜地表示，「在這筆賠款以前，日本財政部門根本料想不到會有好幾億的日元。全部收入只有八千萬日元。所以，一想到現在有三．五億日元滾滾而來，無論政府或私人都頓覺無比地富裕」。甲午賠款給予了日本極大的經營空間，其國家預算規模一下子變為戰前兩倍，高達一五二五○萬日元，而地方政府支出占GNP（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也擴大了兩倍。這是一筆巨大的財富，極大滋養了崛起中的日本，其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充當實行金本位的準備金，同時幫助以三井為代表的財閥集團崛起，為日本的資本主義鋪平道路。

甲午戰爭之前，日本政府已經意識到金融對於後發國家的重要性，多次研究討論幣制。明治初年維新政府財政狀況不佳，官方貨幣「太政官札」遭遇多次貶值，建立金本位制的企圖宣告失敗。金本位的主要問題之一就是準備金不足，而隨著中國「賠償」日本白銀兩億兩（後增加三千萬兩「贖遼費」），這筆費用折合下來為三．六四八六億日元，使得日本最終在一八九七年得以確立金本位。

為什麼日本走向了金本位而中國沒有？首先，正是因為中國倚重白銀，部分阻礙了中國轉向金本位。比起國人熱衷於單方面討論貨幣主權，其實更應該討論貨幣制度以及國家制度對比。亞洲國家有貨幣主權並成功轉向金本位者，主要指日本，但日本的貨幣主權，不僅體現在白銀自產，也體現在貨幣鑄造。 （相關報導： 有金錢前就有欠債的債務人類學：《錢的歷史》選摘 (4) ｜ 更多文章 ）

日本的情況和中國有一些不同。根據《日本經濟史：一六○○—二○○○》一書中的紀錄，日本在幕府時代是三貨制度，即黃金、白銀、銅錢通用。日本的地理差異也導致了黃金一直具有一定的地位，慣例是西日本銀山多，因此在江戶時代關西人通用銀子，而東日本金山多，關東人通用金子。白銀在日本最早作為稱量貨幣廣泛使用，但是在幕府時代陸續發行定額銀幣。現在人人所知的東京銀座是繁華商業區，其實銀座得名最早源自江戶時代，這裡一度是銀幣鑄造廠所在地，對應的地名還有金座。當時日本甚至以金幣的單位「朱」作為貨幣單位來發行銀幣（日本金幣是用兩、分、朱來計算，一兩大概十五克，一兩等於四分，一分等於四朱），這種定額貨幣因其便利性逐漸取代了原來的稱量貨幣，金銀幣一體化也導致都用相同的兩、分、朱計算。在幕府倒臺不久的明治二年（一八六九年），日本金銀稱量銀幣所占份額僅為二．七％。日後日本轉向金本位，這一初始狀況避免類似中國白銀換算問題，可以順利過渡到元錢厘的體系。對比之下，西方早在西元前數世紀已經使用鑄幣，日本鑄幣比之晚了兩千年，而中國直到晚清接近覆滅才開始發行鑄幣，比日本又再晚了數百年。

其次，日本金本位的重要轉機，都是在十九世紀晚期才完成，其中不得不提一位傑出人物的力排眾議與大力改革，這就是薩摩藩武士出身的首相松方正義，他從一八八一年起主導日本財政超過二十年。在十九世紀末，國際銀價大跌，間接帶動日本出口繁茂與企業興起，但是松方正義觀察到印度作為英國殖民地在一八九三年實行金本位，開始不顧分歧強行將貨幣體制引向基於金本位的現代貨幣制度。隨之，日本進行系列改革，一是在一八八二年通過制定《日本銀行條例》，規定中央銀行是唯一有權發行紙幣的機構，二是利用甲午戰爭的賠款在一八九七年實行金本位制。金本位當時是世界潮流與標準體系，日本實行金本位一方面可以抑制當時日本民間的投資熱潮，另一方面使得日元獲得國際認可，也使得國際資本在日本投資更為便捷。更重要的是，金本位不僅使得日本可以實現甲午戰後經營，更可以使得日本加入以英國為主導的國際金融體系，成為二者聯合起來進行日俄戰爭的前提。

最後，從政治角度審視中日貨幣，又有不一樣的景致。眾所周知，完善的貨幣金融制度對於後發國家的工業起飛意義重大，但對比貨幣制度差異，其實中國與日本的時間差也就是二十年：一八七○年日本鑄造「龍洋」，一八八七年廣東也開始鑄「龍洋」。一八七一年日元誕生，日本試圖建立金本位，未成功。一八八二年日本銀行成立，同年中國開始機器製錢。一八九七年中國通商銀行成立，一九○五年大清戶部銀行成立。

二十年的時間在歷史中不過轉眼一瞬，但在劇變時代則至關重要，落後二十年已經足以錯失金本位的時間窗口，這也意味著錯失歷史機遇。金本位乃至信用貨幣在全球成為主流，其實也就是十九世紀晚期的事情。對於這股歷史潮流，中國也曾想加入，但國內爭議以及利益分配糾纏之下，始終是一步慢，步步慢。晚清在系統性落後的情況之下，貨幣或者金融改革難以單邊突進，也無法倒轉歷史紅輪。

甲午戰爭是帝國夢魘的深化，觸發隨後一系列政治破敗，正如清末惲毓鼎所評價的那樣，「甲午之喪師，戊戌之變政，己亥之建儲，庚子之義和團，名雖四事，實一貫相生，必知此而後可論十年之朝局」。在經濟上，變動中的中國繼續依賴白銀，國際市場的白銀變化對中國的影響更加劇烈而直接。白銀變化劇烈引發經濟政治的諸多痙攣，直到二十世紀三○年代才重新梳理清晰。 （相關報導： 有金錢前就有欠債的債務人類學：《錢的歷史》選摘 (4) ｜ 更多文章 ）

＊作者徐瑾為中國經濟學者，現為英國《金融時報》旗下FT中文網財經版主編、首席財經評論員。著有《有時》、《印鈔者》、《凱恩斯的中國聚會》，本文取自作者新著《白銀帝國：從唐帝國到明清盛世，貨幣如何影響中國的興衰》。本系列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