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委賴品妤在太陽花學運政治出道，原先掛著「追尋公平正義的革命青年」的人設，不料近日在幫執政黨當政治打手、攻擊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核電政策時露了餡，被發現不但是個和公平正義扯不上關係的政二代，老爸賴勁麟當時還身兼雲豹能源在內的十數家綠能企業董事長。打侯不成的賴品妤自己反而被掛上「雲豹小公主」稱號，民調也跟著直直落。
然而賴品妤的競爭對手國民黨立委參選人廖先翔其實也是個政二代，父親廖正良過去是新北市議員（台北縣議員），家族在汐止政壇經營已久，廖正良還曾收賄被判刑。
換人換黨做做看，結果怎麼換都是「政二代」
不過講這個並不是要抱怨「藍綠一樣爛」，而是要講政治現實上，越來越多人發現，為了打破階級複製的社會不公狀況，選擇用「換人換黨做做看」對應，結果選哪個黨都一樣會選到政二代。如果你不用藍綠政黨的視角去看政治，而用「老爸老媽是不是搞政治」這個角度，你會發現，老爸老媽在搞政治這個族群，在政壇出頭的機率遠高過其他人，沒「哥哥爸爸真偉大」的人根本很難踏進政壇，當然就更難以影響政治了。
在二戰後，西歐和美國國家實行普選的眾議民主政治超過3分之2個世紀後，很多國家的選民忽然發現政壇上的各政黨檯面上殺得似乎是仇深似海、勢不兩立，但其實是聯合壟斷了政壇──企管學上就有講，寡占其實是比獨占更穩固的壟斷結構。選民只能做非A即B的選擇，甚至變成只能挺A或挺B的幫派份子，其他的聲音跟本難以進入政界。
這種政治聯合壟斷當然造成了許多的弊病，最嚴重的就是政治人物不再視自己為民意的跟隨者、甚至有些人狂妄到認為自己是民意的帶領者──有義務帶領民眾「進步」，這當然完全「不民主」。
當歐美政治開始架構出「特殊階級」
舉個最明顯的例子，不管在哪個國家，廢除死刑都是絕大多數選民反對的政策，但在美國的一些州和歐洲很多國家，都已經完成廢除死刑的立法，不管廢除死刑的理想多崇高、或是對國家社會有多大的貢獻，在絕大多數選民皆曰不可的情況下，政治人物私自將之法制化，就已經完全為反民主國家施政的基本原理了。而許多民主國家的選民逐漸發現，政治上這種多數人反對也沒用的政策越來越多，真正的民意越來越難在政壇上被呈現。
於是終於在2010年代，爆發了跨國性的民粹風潮。
11世紀宋王朝時代王安石變法期間，當時的皇帝趙頊有天告訴高官文彥博，人民都歡迎改革時，文彥博反問：「陛下，你是用士大夫統治國家？還是由小民統治國家？」趙頊頓時不能回答。
現代社會交通、通訊和管理技術的進步，加上集體主義（國家主義、社會主義）以及規畫經濟（共產主義、凱因斯主義）的盛行，都有加速權力向單一核心流動的效果。權力膨脹加上管理事項遠遠超過過去，造成了中央政府龐大化，也需要更多人來處理這些事務，結果就是歐美政壇權力來自民眾授權的政治人物和公務機構的事務性公務員，逐漸開始架構類似天朝士大夫的特殊階級、自稱建制派夸言政治不由他們管理就是非理性民粹。
反體制反太久，結果自己變成體制的一部分
而二戰後各國標準的左右競爭的政治形態持續幾十年，左派反體制反太久的結果，是讓自己也成為體制的一部分，例如共產黨勞團的春鬥秋鬥，數十年來搞來搞去都是那種鬼德性，就耍場猴戲向支持者交代，消耗一下「善款」，當權者出來按慣例回應一下，然後各自收工，根本就是套招比賽。其它像是嗆聲式女權運動、搖旗式台獨運動，搞到最後都變成反對者和當權者形成默契的形狀。最後就是一起變成「建制派」，而社科院、法政學院出身的人壟斷政治，正如儒家天朝體制的國子監翰林院一般。
為什麼「民粹派」多政治素人、為什麼政治會變成建制派對上民粹派，當你在政治專業混久了，就會被一套潛規則馴服，並認真擁護這套經過長久學習才學會的潛規則，自然要把視這套潛規則如無物的民粹派，想盡辦法擋在外面。台灣在2005年的修憲，事實上就有這樣的效果，兩黨將憲法修成小黨不易挑戰現有結構的樣貌，造成圈圈中打假球、圈圈外難以進入的結果。
當年「建制派」一直在那邊質疑川普（Donald Trump）、柯文哲這些民粹派凌虐他的幕僚，是因為他們深信圍繞在權力者周邊的那個核心小圈圈，才是權力者應該善待的對象，他們認為權力者真的以民以基層為重，而忽略「核心小圈圈」（也就是士大夫階層）需求，就是逆倫。
共產主義架構的共產黨成為類似天朝社會的士大夫階級，天朝士大夫認為他們有責任把天道帶給賤民、共產黨員也覺得自己有責任把社會主義烏托邦帶給無產階級。左教徒玩弄政治正確，如同儒家學派最僵化的理學。掌控政府的人不再承認自己只是受民眾委託執行公權力的公眾服務者，而認為自己是政治專業，有責任也應該有權力獨斷地運行政治。其實只要政治走向集中制，就會產生這樣的結果。
選東家選西家，選到的根本都是同一票人
只是歐美的「士大夫階級」畢竟成形時間尚短，加上民眾直接介入政治的意志已然成形，從英國公投脫歐開始，出現了一股強大的「民粹風潮」，已經掌控住政治的「建制派」，開始發現一群並非由他們自己架構出來的「敵人」，忽然就突破他們的防線。只是歐美的民粹風潮從疫情開始後，似乎有退潮的跡象，畢竟世紀大疫一來，政治是很難避免回到「集中化」的路上的。
台灣如果用1996年總統直選，當成真正民主化的起點，事實上不到10年政治版圖就在國民、民進兩大黨合作修憲，形成連合寡占的結構，雖然2014、2018年出現柯文哲、韓國瑜這樣的民粹領袖，但我們都知道，這兩位還是必須靠綠、藍的勢力才能順利當選，至於太陽花學運之後成立的小黨，消風的消風，有些甚至根本沒真正的站起來過。
「選東家選西家，選到的根本都是同一票人」，台灣的政壇維持這樣的現像恐怕還要很久的一段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