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最後說一下「深藍」的「上街無用論」。我想用兩點關於民主政治的理由回應。一個就是倡議民主政治的洛克（John Locke）說政治是一個必然的惡。參與政治的人大多數都是好名、好利、好權的，他們在政治體制裡面有很多的操弄，但是我們又沒有辦法失去了那一個合理的政治體制，所以他是一個必然需要的惡。另外我其中一位老師勞思光先生說民主政治其實不是最有效的體制，只不過是有一樣最重要的東西，就是它避免少數的人犯下不可逆轉的惡！我們現在這個處境正好解釋這句話的意思，假如現在的習主席等等都是偉大的理想者，但他們也有許多失誤。問題是當將來有一個更大，甚至是心理上不正常的人，他又可以籠絡這個國家機器的時候，就真的變成了不可逆轉的惡了！
趙：我完全同意這一觀點。在我長期的教育實踐和民主政制的論述中，我也持續強調了這一觀點。我認為，這個問題可以用經濟學中的交易成本理論來解釋。民主政制在效率上可能較低，但其交易成本相對較小，主要因為它具有一套有效修正錯誤的機制。然而，像專制政權、威權統治或集權統治等模式（如「新加坡模式」、「中國模式」、「俄羅斯模式」）雖然具有高效率，但一旦犯下重大錯誤，付出的成本可能將成為整個社會的災難。
這種觀點提醒我們，選擇政治體制不僅需要考慮效率，更需要考慮其對公共利益的影響及其修正錯誤的能力。高效率的統治模式可能在短期內帶來穩定和迅速的發展，但如果這種模式不尊重公眾的意見和利益，或者在錯誤出現時無法及時修正，那麼這種模式的效率優勢就可能變得毫無意義。相反，雖然民主政制在決策效率上可能略遜一籌，但是它在保障公民參與、確保個人權利和言論自由方面具有顯著優勢，且具備了有效的自我修正機制。
＊作者陶國璋，新亞研究所榮譽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客座助理教授。趙善軒，曾任深圳大學饒宗頤文化研究院副教授、北京理工大學珠海學院、美國布萊恩特大學合聘副教授、新亞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訪問學者，現為國立中山大學兼任研究員，旅居英倫。本文選自兩人合著之《再飄零：離散時代與社會撕裂的哲學思考》（一八四一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