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飄零：離散時代與社會撕裂的哲學思考》為兩位作者的對談錄，內容橫跨古今中外，立足本土，讓讀者身處瑣碎、繁複的世事，還能追尋更澄明的心靈。
趙善軒（以下為趙）： 陶先生，我們之前的對話中經常提到一個觀點。有些人會批評我們站在西方人的立場和價值觀來討論問題，說我們是「西奴」。當我聽到這些話時，不禁感到可笑。這種批評「西奴」的語言是一種以偏概全和思維僵化的表現。我們無論是從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的深入研究，還是從西方學者對中國的評論和觀點中，都能獲得豐富的思想和觀念。在當今全球化的世界中，接觸和學習不同文化的思想是一種豐富和開放的態度，並非背棄本土文化或忠於特定立場。這些學者的研究和觀點都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中國的知識體系，並對我們思考和理解當前社會問題提供了啟示。因此，我們應該擺脫僵化的思維模式，以開放的心態接納不同文化和觀點的交流。這樣才能夠更全面地理解和探索世界，並在這個多元的時代中發揮自己的智慧和創造力。
我一直以來都廣泛閱讀了許多中國學者的著作，其中有幾位對我的影響深遠。余英時研究了「知識人」和中國文化之間的關係，追溯了從古至今追求理想價值觀的歷程，以及中西文化交匯的問題。錢穆則提出我們應該對中國文化抱有溫情敬意，同時反對那些有損中國文化的政權。唐君毅則對孟子所說的「無惻隱之心、無羞惡之心、無辭讓之心、無是非之心，非人也」進行了深入解釋，並闡述了由此產生的四種美德，即「仁、義、禮、智」。這些學者的觀點對我影響深遠，令我印象深刻。他說惻隱之心的意思是對身邊的人，特別是一些弱者的同情、憐憫。一個人如果有惻隱之心而看見有人受到迫害，絕不無動於衷。「義」即公平正直的心。在一個經濟發展穩定的社會，往往仍有少數人飽受壓迫。當他們生活自由經常受到局限時，我們是否袖手旁觀？「禮」是指謙讓自己，尊重別人。「智」是明辨是非之心，例如你怎麼去幫助一些遭壓迫者並站在他們的角度說話呢？
關於以上種種問題我不單關心中國，更關心全世界不同地區。當然基於費孝通所講的「同心圓文化」下在程度有分別，畢竟這就像漣漪一樣擴散，而中間那一波是我們核心之所在。不過，香港往往有一些建制的支持者，特別是「深藍」人士說的東西是完全跟中國文化所追尋的有衝突，但是他們又能夠「理直氣壯」。有關此情況你會怎麼理解？
陶國璋（以下為陶）：這個問題很難回答。或者在身份認同上，有的人會很強烈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有的是香港人，有的根本是反大中華等多種模式。有一個學生向我反映，說一些立場親建制的人士與其對談時覺得示威行為是徒勞的。一方面中國共產黨不會改變其立場，另一方面於現今中國文化發展的階段進行這些行為是浪費心神的。這種悲觀的情調引起我的疑問並思考該怎樣回應這一類所謂「藍絲」的言論。本來使用顏色把人予以定型頗為不佳，然因此代表符號方便，大家一聽就知道「深藍」的意思就是很強烈維護中國文化傳統、保持穩定，甚至對於政治體制要體諒、支持的一類人。
趙：但是我又覺得他們很多其實是反對傳統中國文化的。他們是比較支持目前的社會制度。我覺得這麼形容會合適一點。
陶：有幾個類型。我感覺有的就是支持中國這個觀念，但跟共產黨有點疏離。一部分人認為我們的國家繁榮強盛，已經站起來了。所以我嘗試條分縷析一下去回應。第一，中國其實是分開兩個層次的，我們以前也提過就是「文化中國」和「政權中國」。「文化中國」是歷史性的。語文、習慣、風俗等等會令我們對民族有一種認同感。你讀李白的詩是比莎士比亞的詩親近，或者你遊長江、黃河的時候會比多瑙河更有體會。我們繼而理解這就是一種具親近性的文化意識。
「政權中國」我們應該說是共產黨一黨專政下的中國，這樣就來到回應的第二點，就是中國共產黨其實是有兩層的。一層就是毛澤東時期具有浪漫、烏托邦理想主義，欲達到共產世界的共產黨。現在的共產黨自鄧小平「改革開放」以後，其實真的是向錢看，變成了一個利益集團。
趙：上世紀八〇年代時有一個笑話流傳開來，它以輕鬆詼諧的方式揭示了社會的變遷。笑話說過去人們高舉著向前看的旗幟，意味著追求進步和發展，而現在人們卻改變了觀點，將目光轉向了金錢。同樣地，過去人們高舉著為人民服務的理念，強調為民眾服務的責任，而現在卻變成了為人民幣服務，意味著金錢成為了主導一切的動力。這個笑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代社會的現象。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市場經濟的推進，人們普遍關注金錢和物質利益的追求，而忽視了價值觀和社會責任的重要性。這種轉變可能源於人們對於個人利益和生活品質的追求，也可能受到經濟體制和價值觀變遷的影響。
陶：對！這些都很諷刺。那時候吳明德教授提到中國現在有九千萬共產黨員，但很有可能把家屬也算進去。其中大概一千萬左右佔中國總體人口百分之四，但是這個群體擁有了中國百分之八十的資源。我相信因為他是銀行家，故有很多統計數據。在這種處境下，我們要承認中國雖然有部分人富起來，但仍是一個充滿社會不公義、貧富差距很大的國家。所以第三點就是當一個體制到了這麼的一個階段，利益集團會不會自動放棄他的利益呢？這就是關鍵，但似乎不可能。以前的貴族在法國大革命的時候，也不會自動放棄利益。那麼到底怎麼改善這個體制呢？我們可以思考一下民主抗共，也可以和平示威等很多種方式，這個暫時不討論。不過我們所知的是這個本質上不合理的體制已經到達了一個相當大的極限，而在位者是不會放棄權力的。因此第四點說的就是「一國兩制」是一個永恆宿命的問題。他只是一個手段，到最後他不會真的讓你實現。於是香港整個政治體制本身就是不平衡，甚至在此背景下有合法性危機。以前還有一個浪漫理想，但是現在更加變成是一種剝削式的形態。
那麼最後說一下「深藍」的「上街無用論」。我想用兩點關於民主政治的理由回應。一個就是倡議民主政治的洛克（John Locke）說政治是一個必然的惡。參與政治的人大多數都是好名、好利、好權的，他們在政治體制裡面有很多的操弄，但是我們又沒有辦法失去了那一個合理的政治體制，所以他是一個必然需要的惡。另外我其中一位老師勞思光先生說民主政治其實不是最有效的體制，只不過是有一樣最重要的東西，就是它避免少數的人犯下不可逆轉的惡！我們現在這個處境正好解釋這句話的意思，假如現在的習主席等等都是偉大的理想者，但他們也有許多失誤。問題是當將來有一個更大，甚至是心理上不正常的人，他又可以籠絡這個國家機器的時候，就真的變成了不可逆轉的惡了！
趙：我完全同意這一觀點。在我長期的教育實踐和民主政制的論述中，我也持續強調了這一觀點。我認為，這個問題可以用經濟學中的交易成本理論來解釋。民主政制在效率上可能較低，但其交易成本相對較小，主要因為它具有一套有效修正錯誤的機制。然而，像專制政權、威權統治或集權統治等模式（如「新加坡模式」、「中國模式」、「俄羅斯模式」）雖然具有高效率，但一旦犯下重大錯誤，付出的成本可能將成為整個社會的災難。
這種觀點提醒我們，選擇政治體制不僅需要考慮效率，更需要考慮其對公共利益的影響及其修正錯誤的能力。高效率的統治模式可能在短期內帶來穩定和迅速的發展，但如果這種模式不尊重公眾的意見和利益，或者在錯誤出現時無法及時修正，那麼這種模式的效率優勢就可能變得毫無意義。相反，雖然民主政制在決策效率上可能略遜一籌，但是它在保障公民參與、確保個人權利和言論自由方面具有顯著優勢，且具備了有效的自我修正機制。
＊作者陶國璋，新亞研究所榮譽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客座助理教授。趙善軒，曾任深圳大學饒宗頤文化研究院副教授、北京理工大學珠海學院、美國布萊恩特大學合聘副教授、新亞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訪問學者，現為國立中山大學兼任研究員，旅居英倫。本文選自兩人合著之《再飄零：離散時代與社會撕裂的哲學思考》（一八四一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