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擁抱史達林之前，我早幾個月就見過他的肖像走過首都街頭，慶祝五一勞動節。每年都有這場遊行。電視轉播會提前開始，南斯拉夫電視台也沒有體育節目可看，表示我不必和爸爸搶奪電視螢幕的使用權，可以看完遊行再看布偶戲，然後看一部兒童電影，再穿著新衣出門散步，買冰淇淋，最後找城裡唯一的攝影師拍張照。他通常就站在文化宮附近的溫泉邊。
一九九〇年五月一日是我們最後一次慶祝勞動節，也是最開心的一次。也可能因為是最後一次，所以才那麼開心。客觀來說，那不可能是最開心的一次。為了購買日常用品而排的隊伍愈來愈長，店裡貨架感覺愈來愈空。但我並不介意。我之前對食物很挑剔，但我現在長大了，不再埋怨只有廉價的羊乳酪，沒有更好吃的黃乳酪，也不再嫌惡舊果醬，吵著吃蜂蜜。「道德第一，食物其次，」奶奶開心說道，我也學會了這樣的態度。
一九九〇年五月五日，科圖諾（Toto Cutugno）在扎格雷布以一首〈團結，一九九二（Insieme: 1992）〉拿下了歐洲歌唱大賽冠軍。憑著《在家說外語》教會我的東西，我聽得懂歌詞，因此也隨著副歌旋律在腦中哼唱：我們愈來愈自由／一切不再孤單，不再是夢／我們愈來愈團結／把手給我，讓我帶你一起飛／一起……團結，團結歐洲*。兩年後我才發現，我一直以為這首歌是在讚揚社會主義理想為全歐洲帶來自由與團結，結果是在講馬斯垂克條約，而且自由市場很快就因為這個條約變得更牢不可破。
與此同時，歐洲仍然被各種「流氓」把持，暗中破壞公共秩序。那年稍早，波蘭退出華沙公約組織，保加利亞和南斯拉夫共產黨投票放棄一黨專政，立陶宛和拉脫維亞宣布自蘇聯獨立，蘇聯部隊進入巴庫鎮壓亞塞拜然人示威遊行。我無意間聽見爸媽在談東德「自由」選舉，便開口問我爸爸：「不自由的選舉能選什麼？」他似乎不喜歡這個問題，只想改變話題。「曼德拉獲釋了，」他說：「妳是不是很開心？」
來我家的訪客加倍了，甚至連狄雷克蒂沒有轉播足球賽或音樂祭時也會來。爸爸媽媽開始早早叫我上床睡覺。隔著客廳裡的煙霧瀰漫，隨手捲菸的客人個個都成了幻影。
我發現爸媽低聲歡迎訪客時，語氣裡雖然帶著驚訝，但沒有受威脅的感覺。所有人都面帶微笑，拍拍我肩膀，問我在學校過得如何，班上有沒有誰比我出色，我有沒有繼續用成績讓黨以我為傲。我總是點點頭，跟他們分享我的好表現。
那時我剛成為先鋒隊員，比同學早了一年。我之前被選中代表學校在二戰英雄陵墓前獻上花圈，現在又負責宣讀忠黨誓詞，朝會時站在全校師生面前，嚴肅高呼：「恩維爾的先鋒隊員們！準備好為黨奮戰了嗎？」「隨時都可以！」先鋒隊員齊聲大喊。爸爸媽媽為我的表現感到驕傲，還帶我去海邊度假作為獎勵。
那年夏天我去參加先鋒營，在那裡待了兩週。每天早上七點起床鐘響，儘管早餐的麵包捲吃起來像橡膠，但餐廳裡分麵包捲的女士們都很親切，甚至很溫柔。早上其他時間，我們會在海邊度過，曬太陽、游泳和踢足球。午餐時間，我們會排隊領飯、優格和葡萄，吃完就回房午休或假裝午睡。下課鐘是傍晚五點。下午我們會打乒乓球或下棋，然後分成不同的學習小隊：數學、自然科學、音樂、美術和作文。晚餐是蔬菜湯，我們總是囫圇吞完，趕著到外頭去搶露天電影的位子。晚上我們會聊到很晚，結交新朋友，年紀最大、最勇敢的先鋒隊員會談戀愛。
白天我們都在比賽，比誰最會理床鋪，誰吃飯最快，誰游最遠，誰知道最多首都，誰讀過最多本小說，誰會解三次方程式，誰會最多樂器。老師費盡心血一整年，教我們社會主義團結一心的大道理，那兩週完全被我們拋在腦後。營隊開始沒幾天，上頭就不再勸阻我們競爭，而是按年齡設定規範。賽跑、模擬奧林匹克運動會、詩歌比賽都由上頭統籌，後來更成為營隊生活的基本，只有反動的小資產階級分子才會拒絕參加。兩週結束後，孩子們回到家，身上至少都有一枚紅星、一面小旗子、一張獎狀或獎牌，就算沒有個人獎，也有團體獎。我每種獎勵都有拿到。
我在營隊度過的那兩週，是先鋒營最後一次開辦。我拚了命才拿到的先鋒紅領巾，很快也從我天天圍去上學的寶貝，變成我家拿來擦書架灰塵的抹布。紅星、獎牌、獎狀和「先鋒隊員」的頭銜，不久也將變成博物館裡的文物、來自上個時代的回憶，變成某些人在某些地方經歷過的過去。
那趟海邊度假是我家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家人旅行。從此國家不再發放度假券。那年五月一日是工人階級最後一次上街慶祝自由與民主。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十二日，我的國家正式宣告改為多黨制，並將舉行自由選舉。當時距離羅馬尼亞總統西奧塞古處決時高唱〈國際歌〉還不到一年。波灣戰爭剛剛開始，而不久前才統一的柏林，已經能在紀念品店買到柏林圍牆的碎片。那一年多即使發生了這些事件，我的國家仍然不受影響，就算有也只有一點點。米那娃之梟飛起來了，而且一如往常似乎忘了我們。但這回她記得了，折了回來。
社會主義為何會走到盡頭？幾個月前，諾拉老師還在倫理課上向我們解釋，社會主義並不完美，它的到來和共產主義不同。社會主義是獨裁，她說，是無產階級專政。但這和主宰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專政不一樣，顯然更優越。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國家由工人掌管，而非資本；法律是為工人的利益服務，而非只想追求利潤的人。但她坦言社會主義也有問題。階級鬥爭尚未結束，我們還有許多外敵，像是蘇聯，對方早就放棄了共產主義的理想，變成霸道的帝國主義國家，只會派坦克碾壓小國。我們也有不少內賊。那些曾經有錢、如今失去所有特權與資產的人，不斷密謀推翻工人統治，因此必須被懲罰。不過，無產階級終究會獲勝。諾拉老師說，只要人民在人道的制度裡長大，小孩接受正確思想的薰陶，他們就會被感化。階級敵人會愈來愈少，階級鬥爭會減弱，而後停止。這時，共產主義才會真的開始。而這也是共產主義優於社會主義的原因：它不必用法律懲戒人，而是徹底讓人獲得解放。共產主義並不像我們敵人所宣傳的會壓迫個體，而是自有人類以來，頭一回讓人完全自由。
我一直以為沒有什麼能比共產主義更好。我每天早上醒來都希望做點什麼，好讓共產主義快點實現。但一九九〇年十二月，曾經遊行頌揚社會主義、立志奔向共產主義的那群人，卻上街要求結束這一切。人民代表們宣稱，他們在社會主義底下知道的只有暴政與脅迫，而非民主與自由。
＊作者蕾雅．烏琵（Lea Ypi），倫敦政經學院政治理論教授及澳洲國立大學哲學系兼任助理教授，專長領域為馬克思主義與批判理論，目前在倫敦生活和工作。本文選自作者著作《自由：在歷史盡頭長大成人》（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