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近日哈馬斯極端主義者對以色列發動的恐怖攻擊以及以色列的全面反擊，整個世界陷入比面對俄烏戰爭更為空前的震驚與分裂。鑑於中東局勢稍有不慎可能進一步激化與擴大，且引發各種人道災難，因此必須同時審視歷史與現實、釐清該地區爭執焦點及世界幾大代表性國家或區域的基本態度，進行多方位的慎密考察。
19世紀，德國大文豪歌德曾在歐洲社會對猶太民族充滿偏見的時刻敏銳指出：「在獨立性、堅定性、勇敢性及堅韌等方面，以色列民族是無可匹敵的，是世界上最堅毅頑強的民族。」這個古老民族近兩千年來因為自己獨特的宗教與文化而在流亡途中屢屢遭受迫害之苦，「錫安主義」（Tsiyonut ）應運而生：即猶太人應在自己古老的土地上作為主體民族而定居下來，永遠不再作為少數族群而四處遷移、飽受迫害或隔離之苦。
領土與家園
正是基於此理念，逃脫二戰大屠殺的猶太民族倖存者們，面對經由多次國際協商而重新獲取的巴勒斯坦地區古老家園，表現出無與倫比、代代堅守的執著與珍惜。即使聯合國1947年經由「181 決議」所准予的地帶不乏大量沙漠地區，以色列人也將其堪當黃金一般精心對待。此種熱忱、堅守與長期累積的勤勞智慧，再加上對英國託管時期所建的製度沿用、以及來自美國的持續資助等，使得以色列即使面對阿拉伯世界的屢次衝擊，也把自己的國土迅速建設成為一個鬱鬱蔥蔥、充滿生機、科技發達的繁榮國家。
然而，在以色列建國之時，與其「同宗近親」（按舊約所載）的阿拉伯人已經作為當地主體民族在此生活千年（以下簡稱「巴勒斯坦人」），並曾在抗擊奧斯曼帝國的戰爭中和英方一起立下汗馬功勞。由於其認為聯合國「181 決議」並未依照當時阿拉伯絕對人口多數以及對土地的實際控制權而劃分，因此一度長期拒絕承認以色列國。
自1967年以色列因第三次中東戰爭獲勝而佔領加薩走廊以來，其雖於2005年交還加薩地帶的部分自治權，但仍控制其領空領海。為了防治武裝份子的滲透，90年代中期開始在加薩邊界修築高達七公尺、長達60公里的環繞隔離牆，並配備發達的監控系統與遙控武器。自從極端主義組織哈馬斯2007年左右透過選舉與內戰而控制加薩地區以來，以色列加大了對加薩地帶全方位的海陸空隔絕。在這種情況之下，加薩居民面臨高度的人口密度以及高失業率所帶來的生活貧窮。
由此可見，以色列人經由無數苦難歷史而堅守的「錫安的堡壘，大衛的城」，一方面為其帶來固若金湯、回歸故園的安全感，並向全世界蕩氣迴腸地彰顯出舊約聖經應許的「迦南美地」；但另一方面，在巴勒斯坦人特別是加薩居民看來，這卻是充滿屈辱與歧視的囚禁之牆。特別是美國總統特普朗在任期間，打破國際慣例「實質」地承認以色列對整個耶路撒冷的主權訴求（2018年），這也點燃了阿拉伯世界（乃至東南亞穆斯林）在宗教方面的不滿情緒以及情感聯結。
正因如此，面對此次命名為「阿克薩洪水」、不乏宗教象徵意味的恐怖攻擊，羅馬教宗方濟各一方面沉痛譴責恐怖攻擊，認為「遭到攻擊的人有權進行自衛」並呼籲哈馬斯武裝釋放人質；另一方面，也再次呼籲「耶路撒冷的所有神聖地點都務必維持現狀」，並表示「對巴勒斯坦人居住的加沙遭到全面圍困感到非常擔憂，那裡也有很多無辜的受害者」。
各國微妙立場
2012年，筆者初次造訪英國牛津之時，隨即目睹了巴勒斯坦裔菁英學者針對以色列的抗議示威。其聲勢浩大，使平常未曾予以關注的人們深感意外。
作為巴勒斯坦地區最後的託管國，英國雖曾承允以巴分治、獨立建國，但卻在撤離之時未能來得及對聯合國的「181決議」作出任何實質性的建構框架。這使得當時尚未形成完整的現代性「民族」概念、而主要著重於「家園」情感的巴勒斯坦人始終聚焦於「領土」，而對構建國家的複雜程序並無充分準備。此因種種歷史原因造成的「現代性」因素的貧乏與弱勢，再加上阿拉伯族群的各自利益考量，不僅使得巴勒斯坦錯失立即建國的良機，也使得巴勒斯坦平民在長期動盪之中並未尋得全面有效的一致支持。再加上巴勒斯坦農牧民們同樣具備對待土地的堅守情結，使得加薩居民最終在自己世代棲息的土地上長期淪為依靠聯合國及各種人道主義組織接濟的「難民」。
以色列右翼政府上台以來，加薩地區面臨高度封鎖、貧窮、與不適合生存的人口高密度等，似乎又恰好被極端主義者利用作為「困獸猶鬥」的恐怖主義溫床。而在美國目前主導的以色列-沙烏地阿拉伯和談順利進行之際，巴勒斯坦人更害怕自己被阿拉伯世界的富裕「上層」所拋棄。這次哈馬斯極端分子發動的殘暴恐襲，特點之一在於並不區分人質的國籍面目，其直接目的顯然在於震驚世界並引發關注。
在目前巴以衝突升級之後，不難預見的是：沙烏地很可能迫於族群情感宣布暫時中止以沙和談，這無疑是對拜登中東政策的沉重打擊。如同在阿富汗的匆忙撤軍，拜登政府也急於推進以沙和談，其主要目的似乎在於把精力集中在東亞地區的遏制中國與歐洲地區的俄烏戰爭事宜。特別是在針對中國的貿易戰與科技戰中，美國目前暫時無法找到任何合適的代理人，也無法單方延後這項競爭。顯而易見的是：不管今後中美關係如何發展，美國在針對中國的競爭領域中均無法鬆懈或掉以輕心。倘若巴以衝突進一步擴大而導致中東戰爭，作為以色列最親密的盟友，美國既無法同時兼顧在世界三個地區的巨大投入，也很難制定出能完美經受西方陣營各種「平權」潮流檢視的區域性可行性政策，這或將大幅牽制削弱美國國力、或引起內部動盪。
目前中國對於哈馬斯恐怖攻擊的立場非常複雜：首先，中國的崛起有賴第三世界國家的支持。作為一個長期經歷民族自決抗爭的半殖民地國家，中國即使目前與以色列有著廣泛合作，但此種情誼似乎也無法與對巴勒斯坦的傳統共通點相比。特別是在目前中美博弈的時代環境之下，為扭轉低迷的經濟局面，中國不得不重新緩和中美關係，並於不久之前的聯合國大會重申「永遠做發展中國家的一員」。
在此種自我認同定位之下，中國近年來亦大力發展同阿拉伯世界的友好關係，意欲促成「一帶一路」之中新疆-中亞-西亞（即中東地區）-地中海一線的順暢連結及勢力影響，並發掘能源，與美國的傳統性全球霸權地位展開區域性競爭。目前由美國主導的以沙和平協議因為巴以衝突而不得不遭遇擱置，這極有可能打破美國最近於G20峰會力推的印度-中東-歐洲經濟走廊計劃（IMEC，India-Middle East-Europe Economic Corridor），使其難以製衡「一帶一路」。從此角度，中國在巴以衝突中成為繼俄羅斯、伊朗之後最大的實際受益國家。
然而，另一方面，中國也絕不希望中東局勢複雜化。在大規模壓制和侵害新疆等少數民族穆斯林族裔的人權問題方面，中國政府近年來已深受批評與詬病，目前其亦正在努力爭取西方國家（如歐盟等）能解除相關制裁。由於中國仍將核心利益自我定位為「穩定與發展」，這注定其並不願意接受任何帶有風險的流民難民，並且也擔憂伊斯蘭宗教極端主義藉此時機捲土重來，更不願中東阿拉伯國家陷入戰火而影響經濟合作利益。此種種考量，使得中國的基本立場應是審慎立於安全線內，並主要以「兩國朋友」的身份呼籲雙方和談、「落實兩國方案」。
重返聯合國協議
考察「兩國方案」，無論是聯合國在1947年經由五十七個國家投票表決的「181決議」，還是聯合國安理會1967年達成的「242號決議」，抑或2000年經過無數協商紛爭，由四方聯盟（即歐盟、美國、聯合國、俄國）共同促成的實現路徑（「路線圖」），均首先確認巴以兩個國家的身份在一個地區各自並存、互認邊界、相互尊重宗教信仰、平行發展等種種權益。
目前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Josep Borrell） 在訪華時亦再次確認「兩國方案」為「唯一的解決辦法」，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與中國外交部長王毅的通話中也認為「阻止衝突蔓延符合我們的共同利益」。在此不難看出： 在經歷將近八十年的血雨腥風、自衛與反擊之後，即使從當前來看，在嚴厲譴責哈馬斯恐怖主義、要求其盡快釋放無辜人質、督促保護平民的同時，由國際力量共同主導推動該地區的和平協議，以確保各方權益及人道主義原則等，似乎仍是以色列與巴勒斯坦這兩個悲情民族的最大公約數。並且，這或許亦是各種大國博弈之中，世界各方力量共同解決國際爭端、尋求普世和平的最大公約數。
＊作者為德國漢學家，在柏林洪堡大學亞非研究所獲得哲學博士學位。主要研究及興趣領域包括基督宗教本土化、文學史及電影、中美科技競爭及國際關係等。本文原刊德國之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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