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幾年，美國試圖透過全球供應鏈重組，逐漸減少對於中國產品的依賴；不久之前也有外媒分析，中國自從2009年躍居美國最大進口國的寶座，如今在美中經濟脫鉤的背景下岌岌可危。然而，根據中央銀行報告指出，中國商品只是被重新包裝，輾轉經由第三地運往美國，美中經濟連結並未減少。
央行上週召開第三季理監事會議，針對近來引發熱烈討論的全球化議題，央行特別在參考資料中細數全球化的前世、今生與未來，點出全球化的演進及其面臨的問題。
央行表示，全球貿易、資本及勞動力自由移動，有助提升經濟效率，提高整體生產力及所得。1990年代以來，全球化快速發展促進經濟成長、拉低貧窮率，東亞國家獲益甚鉅，也有助於先進經濟體維持通膨率低且穩定。
當然，凡事都是一體兩面，除了全球化帶來的效益，其所衍生的問題同樣不容小覷。央行說明，在全球化快速發展及技術進步下，先進經濟體的中低階技術工作機會流失，許多國家分配不均程度提高。
此外，高度的金融全球化常致區域性及全球性金融危機，而在全球金融循環下，大規模資本移動對於小型開放經濟體衝擊尤鉅。
全球化高度發展的反思與回應
央行指出，面對全球化高度發展帶來的問題，近年中、美兩大強國也開始重新思考、調整全球化的腳步，祭出不同回應政策，包括對內的經濟及社會政策調整，以及對外的全球化發展路線調整。
以中國為例，歷經1980年代的改革開放後，2010年代在內外部壓力下轉向經濟「再平衡」及「中國製造2025」。近期為了避免資本主義的推進對既有體制形成挑戰，中國尋求抑制資本的無序擴張，並且加強監管。
至於過去力倡自由貿易的美國，近年來因為製造業工作機會流失、對中國的貿易逆差龐大等，轉向採取保護主義措施，提倡政府介入、強調產業政策的「新華盛頓共識」（new Washington consensus）。
央行提到，中國主導「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不同於以往的貿易協定，RCEP強調漸進式自由化，迄今已對15個會員國全面生效。 美國則是提出「印太經濟架構」（IPEF），其不涉及開放市場或降低關稅，而是於戰略性支柱尋求合作，外界將IPEF視為美國用以對抗中國主導的RCEP。
央行表示，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前，新自由主義盛行，解除管制蔚為主流，崇尚市場機制的功能，認為政府干預無效。
然而，這場舉世震驚的經濟災難凸顯市場失靈的問題， 主流思維轉為強調政府角色的重要性，國際間陸續推動金融管制改革或金融再管制，主要國家修訂金融法規與監理制度加強監管，藉此因應金融體系的市場失靈與系統風險問題。
重塑「新全球化」
談及近年全球投資與貿易的改變，央行指出，全球外人直接投資（FDI）存量對GDP比率，曾由1990年的6.9%大幅上升至2008年的32.3%，2008年～2018年由32.3%緩升至43.4%；近期伴隨主要國家採行貨幣緊縮，全球FDI活動進一步放緩，直到 2022年，該比率僅微幅上升至44.3%。
2018年起，受到地緣政治風險升溫及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影響，全球FDI趨於零碎化，全球對中國的策略產業新設投資（greenfield FDI）減緩，東協則吸引全球FDI的青睞。
央行表示，全球供應鏈朝分流及在地化發展，例如美國希望藉由供應鏈的大重配置（great reallocation）減少對中國的倚賴，但實際上，中國商品只是被重新包裝，輾轉經由第三地（例如東協）運往美國，美中經濟連結並未減少。
全球經濟脫鉤的代價高昂
央行認為，全球化因時因地制宜，並無絕對優劣之分。儘管高度發展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帶來諸多問題，尤其新冠肺炎疫情、俄烏戰爭更使這些問題複雜化，但全球經濟脫鉤或零碎化的成本恐相當高昂，跨國合作仍然至關重要。
央行最後強調，金融全球化恐將加速金融風險擴散，而且大國貨幣政策透過全球金融循環，對小型開放經濟體影響甚鉅。因此，妥適的金融監管與資本移動管理措施至為關鍵；另在全球化的經濟與金融體系中，央行也必須將外溢效應納入決策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