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史中，黨內元老一直是影響政局的重要力量，習近平為撲滅此風氣，不只一次透過言語或行動，表態反對退休幹部干政。
例如，《人民日報》於2015年8月發布「辯證看待『人走茶涼』」一文，警告退休幹部「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對新領導的工作應「自覺做到不插手、不干預」，並且「應及時調整心態，以免陷入無窮煩惱」；中共中央於2022年5月發布《關於加強新時代離退休幹部黨的建設工作的意見》，要求離退休幹部「不得妄議中央大政方針，不得傳播政治性的負面言論」，被認為意在警告退休幹部不得干預習近平追求連任；中共20大前，《新華社》在介紹新的人事布局時稱，習近平與「現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家副主席、中央軍委委員談話，充分聽取意見，前後談了30人」，相較下，中共19大前的報導則多了「黨內老同志」、「前後談了57人」等字眼，在在顯示退休幹部在中共的黨內地位大不如前。
六四民運人士吳祚來傳神地以「深層中央」一詞，形容過去中共退休幹部對政局的干預。在「深層中央」影響力最大的1980年代，曾在數年內連續撤換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3任領導人。而後歷經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影響力每況愈下，在中共20大後更已幾乎完全式微，無力作為約束習近平集權的力量。
中共歷代「深層中央」政治影響力回顧
毛澤東的「一線、二線」說。早在中共建政初期，毛澤東即有「退居二線」的想法。1953年，毛澤東首度提出將中央領導班子分為一線、二線，自己退居二線的構想，但並未落實。
在毛澤東的構想下，一線領導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及書記處，直接參與決策，二線領導間接參與決策。1956年中共8大時，毛澤東表示：「我是準備了的，到適當時候不當主席了，請求同志們委我一個名譽主席」，至於毛澤東真正退居二線，則是在1962年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又稱「七千人大會」)之後，此舉被視為毛澤東對「大躍進」造成的大饑荒負責。此後毛澤東雖長期不直接插手政務，將國家大事交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處理，然而終其病故為止，始終抓緊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央軍委會主席兩個重要位置，未曾退休過，並不符合嚴格意義的元老干政。
鄧小平設立中央顧問委員會。中共歷史上首次開啟退休幹部干政，甚至將此風氣制度化的，當屬鄧小平時期成立的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文革結束後，中共推動「平反冤假錯案」，一大批在文革時期遭批鬥去職的老幹部獲得平反，然而考量這些人的年齡偏高，已無合適職位足以安插，加以鄧小平提倡「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中共遂於1982年在12大黨章中增設中央顧問委員會，必須具備入黨40年以上資歷者，始足以成為委員，每屆委員任期與中共中央委員相同，可列席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首屆主任為鄧小平，1987年後由陳雲接任。
性質方面，依據當年修改的中國共產黨黨章第22條指出：「中央顧問委員會是中央委員會的政治上的助手和參謀」，鄧小平則在中央顧問委員會首次會議中表示：「可以讓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線之後繼續發揮一定的作用。」 由此可知，至少在法定權力上，中央顧問委員會僅具提供施政建議的性質。
首屆中央顧問委員會設主任1人、副主任3人、常務委員24人、委員172人(包含主任、副主任、常委)。儘管人數眾多，但真正具有決策影響力的仍僅止於少數人，香港媒體將這幾人稱為「8大元老」，計有鄧小平、陳雲、李先念、彭真、鄧穎超(周恩來遺孀)、王震、楊尚昆、薄一波。李先念、鄧穎超、王震在1992年、1993年先後過世，又新增萬里、宋任窮、習仲勳。
1980年代，中共元老對於政局擁有決定性影響力，前後三任領導人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的去職，均深受元老影響。其中，趙紫陽的下臺甚至沒有透過政治局程序，而是直接經由元老議事即將趙紫陽逼退。1992年，中共14大撤銷中央顧問委員會，象徵長達十餘年的元老干政局面，至少在制度上走到盡頭。
江澤民「交權不交槍」。2002年中共16大後，江澤民將總書記職位交接胡錦濤，2003年3月「兩會」後，又將國家主席職位交給胡錦濤，然而至關重要的中央軍委會主席一職卻直至2004年9月才交接；國家軍委會主席一職，則在2005年3月始交接。江澤民的說法是，為確保政治穩定，才對胡錦濤「扶上馬、送一程」，外界則批評為「交權不交槍」。
江澤民卸任軍委會主席後，設於國防部所在地「八一大樓」的辦公室仍持續運作，坊間傳聞，胡錦濤執政時期，中央軍委會任何決策，從軍事駐防到人事任免，都需向江澤民辦公室匯報及備案。直到2012年11月，胡錦濤將軍委會主席交接予習近平並搬出在「八一大樓」的辦公室後，江澤民才被迫跟著撤離。此外，胡錦濤擔任軍委會主席期間，任內的軍委會副主席曹剛川、郭伯雄、徐才厚，也都是在江澤民授意下出任，因此即使江澤民不再擔任軍委會主席，對軍方仍有極大影響力。
江澤民的政治影響力，雖在2007年發生被視為江澤民「隔代接班人」的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遭整肅下臺事件而一度受到質疑，然而直到習近平的第一個任期，政治局常委中都還不乏江派人士，可謂名符其實的元老干政。
胡錦濤指派「隔代接班人」。胡錦濤執政10年期間，處處受到江派勢力掣肘，對於元老干政深惡痛絕，因此在2012年中共18大後，將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會主席2項重要職位一次性交接予習近平，2013年3月「兩會」後，再將國家主席、國家軍委會主席職務交給習近平，媒體以「裸辭」或「裸退」形容，習近平則讚賞「帶頭退出黨中央領導崗位，體現了崇高品德和高風亮節」。
然而，要說胡錦濤卸任後完全不干預政治，也不符合事實。第一個例證，是胡錦濤在卸任前夕，試圖仿效鄧小平安排自己擔任江澤民接班人般地為習近平安排接班人。胡錦濤本人在1992年即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時年49歲，較其餘常委平均年輕16歲，被視為鄧小平為江澤民安排的接班人。胡錦濤屆任前，也在中共第18屆政治局委員中，安排了遠較其餘常委年輕的胡春華、孫政才擔任政治局委員。其可能的構想，是讓這2人在中共19大時「入常」、中共20大時「接班」，並由胡春華擔任總書記、孫政才擔任國務院總理。當然，這些人事安排，在2017年因孫政才涉貪下臺，胡春華亦未於中共19大時「入常」，以失敗告終。
中共20大前的「深層中央」
習近平執政期間，「深層中央」雖無力發揮制約作用，但並非不存在。依據中共20大期間公布的主席團常務委員會名單，46名常務委員中，共有17人過去曾擔任政治局常委、1位曾任國家副主席，這18人可視為尚存的元老派勢力，分別是：江澤民、胡錦濤、朱鎔基、李瑞環、吳邦國、溫家寶、賈慶林、張德江、俞正聲、宋平、李嵐清、曾慶紅、吳官正、李長春、羅幹、賀國強、劉雲山、張高麗。
中共在召開歷屆全國代表大會前，會組成大會主席團常務委員會，性質如同兩次全國代表大會交接期的「臨時中央」。中共20大主席團共243人，常務委員會46人，構成者主要分為三部分：一是現任政治局委員，共25人；二是未擔任政治局委員的其他重要黨職或公職，包含國家副主席王岐山、中央書記處書記尤權、全國政協第一副主席張慶黎；三是曾任政治局常委或其他重要職務者。中共20大時仍在世的前任政治局常委，除在「六四」期間因反對鎮壓而去職的胡啟立、因涉貪入獄的周永康外，其餘17人都在名單內，唯一沒有政治局常委經歷而成為主席團常務委員者，則是前國家副主席李源潮。
由於人均壽命延長，中共元老在受到特殊醫療、飲食照顧下，平均壽命又高於一般人，使得中共歷屆全國代表大會主席團常務委員會人數有日增趨勢。2012年中共18大時，名列主席團常務委員的前任重要幹部僅12人；2017年中共19大增加至15人，2022年中共20大又增加至18人。依年齡及任職時間，大致可將這些人分為4個世代：
第一代元老-宋平。宋平生於1917年生，中共20大召開時已105歲。1989年「六四事件」後，宋平與江澤民、李瑞環增補為中共第13屆常委，因是目前中共唯一一位在20世紀20年代之前出身者，符合中共對於第一代元老的認定標準(例如習仲勳出身於1913年)，且曾有擔任周恩來秘書特殊經歷，被認為是中共碩果僅存的第一代元老。
鄧小平提拔上位的元老。中共20大召開期間18位元老中，被鄧小平提拔上位者有江澤民(1926年生)、李瑞環(1934年生)、朱鎔基(1928年生)、胡錦濤(1942年生)，因江澤民、胡錦濤後來也成為領導人，此處僅介紹在1989年6月「六四事件」後，進入政治局常委會的李瑞環及接任江澤民上海市委書記職位的朱鎔基：李瑞環出身工運界，1989年6月至2002年11月擔任政治局常委，同時於1993年3月至2003年3月擔任全國政協主席，與江澤民因責司領域有別，大致維持河水不犯井水關係；朱鎔基於1992年10月至2002年11月擔任政治局常委，在江澤民的第一個任期(1993年3月至1998年3月)擔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總理為李鵬)，第二個任期(1998年3月2003年3月)擔任國務院總理，與江澤民維持一種在國事上合作、在權力上競爭的「既競爭又合作」關係。
江澤民派系元老。中共20大召開期間18位元老中，屬於江澤民派系者，除江澤民本人外，另有在江澤民執政期間被拔擢的李嵐清(1932年生)；胡錦濤執政期間才被安排進入政治局常委會的吳邦國(1941年生)、曾慶紅(1939年生)、羅幹(1935年生)、賀國強(1943年生)、賈慶林(1940年生)、李長春(1944年生)；習近平執政期間才被安排進入政治局常委會的張德江(1946年生)、俞正聲(1945年生)、劉雲山(1947年生)、張高麗(1946年生)。
這些江派元老，來歷甚為多元，有江澤民擔任上海市委書記期間的舊部，更多則是江澤民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後在各地拔擢的人才，每人利益不同，因此外界通常又將江派內部分為上海幫、石油幫、清華幫、太子黨等派系。其中屬於「紅二代」的曾慶紅、吳邦國、俞正聲，與習近平有共同出身背景，在習近平執政並儼然成為太子黨共主後，部分人士選擇向其靠攏，俞正聲即為顯例。
胡錦濤派系元老。中共20大召開期間18位元老中，屬於胡錦濤派系者，除胡錦濤本人外，有在其任內擔任政治局常委的溫家寶(1942年生)、吳官正(1938年生)，及在習近平第一個任期擔任國家副主席的李源潮(1950年生)。這3人中，溫家寶雖非出身共青團，但擔任國務院總理期間，與胡錦濤合作無間；吳官正為胡錦濤清華大學同學，一般被外界認為立場較為中立，也因此獲得「江派」認可，在胡錦濤任內出任執掌黨內紀律的中紀委書記；李源潮出身共青團，屬於典型「團派」，但未曾擔任過政治局常委，是18名元老中唯一最高官階僅止於「副國級」者。
「深層中央」在習近平時代式微原因
中共元老在習近平執政期間，無法如過往發揮政治影響力的原因包括：權威性不足、受反貪政策震懾、無法團結一致、監控手段進步、欠缺實質職位。
權威性不足。習近平執政期間的中共元老，並不具備毛澤東、鄧小平時期元老們「打天下」的經驗，先天權威性有所不足。
中共黨內常以是否參加過「長征」做為判定是否屬於中共建政元老的標準，未參加「長征」者，也至少必須要在此前入黨（例如劉少奇）。毛澤東逝世後，繼任的華國鋒一度同時擔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書記處總書記(不同於1982年後設置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軍委會主席及國務院總理4項要職，較習近平還多了國務院總理一職，卻在短短4年內被迫將這些職位先後交出。究其原因，華國鋒出生於1921年，比起鄧小平等元老年輕了15歲到20歲，且係在1938年才入黨，沒有參與「長征」經驗，面對鄧小平、陳雲等在中共建政初期即出任要職的黨內元老，無論經驗、資歷、權威均不足，很快便遭取代。
習近平執政時期的中共元老中，只有宋平屬於第一代元老，但除年紀較長外，並無過人之處，升遷速度遠慢於年齡相仿的已故元老汪東興(1916年生)、萬里(1916年生)、趙紫陽(1919年生)等人；其餘17人，除江澤民在1945年就已入黨外，都是在中共建政後才入黨。少數幾位具「紅二代」身分者，如曾慶紅、吳邦國、俞正聲，也因其父輩在黨內職位、威望不如習仲勳，難以被視為權威的繼承者。
受反貪政策震懾。習近平上任前幾年，以反貪腐名義逐一清除黨內元老盤根錯節的勢力，包括「江派」的薄熙來、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團派」的令計劃、孫政才等高層人物一一落馬，政治局前常委賀國強之子賀錦濤也因案遭調查，對中共元老產生相當震懾作用。元老們考量的除自身利益外，可能還包括子孫輩利益、派系利益。他們的子孫輩，因具有特殊身分之故，在從事商業活動時，較一般人更容易獲得特殊合同及內線消息，元老們若不配合習近平演出，可能導致家族利益受損。
無法團結一致。透過前文對中共20大召開時18名元老的分析，可大致區分為：前期元老、「江派」、「團派」3大類。前期元老因無特定派系，較類似「孤鳥」，且年紀老邁、行動不便，雖有一定聲望，但已難發揮影響力；「江派」現存元老最多，然而在胡錦濤、習近平執政時期，不斷遭受整肅，影響力愈趨式微，且做為共主的江澤民健康狀況不佳(2022年12月底病逝)，成員關係日益鬆散；「團派」元老人數不多，且與「江派」關係不睦，難以期待出現合作機會。
相較下，在1980年代元老干政最盛時期，元老們雖亦有派系之分，例如以鄧小平為首的改革派、以陳雲為首的保守派，但在攸關中共發展的大問題上還是能達成共識的，例如推動集體領導、經濟改革、下令以軍隊鎮壓六四學潮、甚至迫使趙紫陽下臺，都是在鄧小平、陳雲共識下的行動。目前許多中共元老，雖不樂見習近平專權，例如宋平、胡錦濤、張高麗均以不鼓掌方式表達對中共20大政治報告不滿，卻無法團結一致，猶如一盤散沙，難以發揮影響力。
監控手段進步。隨著人工智慧、人臉辨識、大數據分析、監視器、聲紋識別、車輛追蹤晶片、手機監控等科技的進步，中共不僅將這些科技用在對付境內少數民族、異議人士上，也同時用以對待黨內元老。在習近平執政時期，中共元老均生活在嚴密的監視下，必須透過中央辦公廳才能公開露面或與其他高級人物會面，類似鄧小平當年「南巡」(鄧小平不滿執政的江澤民向保守派靠攏，前往受惠於「改革開放」的南方各省尋求支持)之舉，已難上演。先天上無法團結一致，後天上又受到嚴密監控的結果，使得元老們即使有心串連也相當困難，形成雖對習近平執政縱有不滿，也無法匯集成集體意見的窘境。
沒有實質職位。相較於鄧小平透過成立中央顧問委員會，並且賦予該委員會得列席中共中央委員會並提供意見的權力，當前的中共元老因欠缺實質頭銜，即使有心發揮影響力，也沒有適格管道。
更甚者，歷任中共元老在離開主要職位後，仍會在中央軍委會安排自己的人馬，例如鄧小平在「六四事件」後，雖將軍委會主席一職交接予江澤民，但仍保留元老楊尚昆擔任副主席、楊白冰(楊尚昆胞弟)擔任秘書長(該職位現已裁撤)。1992年江澤民第一個任期開始後，元老派依舊安排劉華清擔任副主席。同樣的，江澤民卸任軍委會主席後，仍在軍委會中安排曹川剛、郭伯雄、徐才厚擔任副主席。然而這樣的安排，在胡錦濤選擇「裸辭」後，元老們在軍中的影響力也隨之消失；習近平則因自身與軍方的特殊淵源(參閱「習近平邁向集權的基礎-與軍隊的特殊淵源」)，迅速掌握了部隊人事。
總結來說，從改革開放後的發展看，元老干政在中共呈現出一種鐘擺式循環：第一個高峰出現在1980年代，元老們透過連續撤換數名總書記，將「深層中央」的影響力發揮到極致；1992年江澤民開啟第一個任期後，元老們鑑於過去干政太深，加以自身年事已高，裁撤了中央顧問委員會，江澤民始得以逐漸掌握權力。第二個高峰是在江澤民卸任後「退而不休」，不僅在政治局中安排多位「江派」常委，甚至直到胡錦濤卸任為止，軍委會副主席也都掌握在「江派」手中，再一次重現元老干政；胡錦濤對於江澤民所為深惡痛絕，卸任後選擇將權力一次性交接予習近平，但這也如同埋下習近平尋求突破任期限制的種子。未來在習近平年事漸高後，終須將職務逐一交接，但預料繼任者於習近平仍在世時，依舊難以獲得實際權力，勢將開啟第三波元老干政。
＊作者為智庫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