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委會2000年修訂通過的《農村發展條例》，看似嚴格管制農舍興建，敗筆在於仍准許「田」「舍」混合，即使農舍遵守「臨側臨路」規範，農田還是更加破碎化，也造成前述的環境汙染失控。更荒謬的是土地釋出的紅利僅由買賣雙方分享，全民未能享有。究其初始：很多農民是「耕者有其田」從地主分得田產，那是要你種田，不是讓你蓋房的。類比如工業區土地原是要蓋廠房，不良建商卻蓋起「工業宅」出售！
對比彼岸大陸：浙江省嘉興市率先實施的「兩分兩換」政策，就是積極管控農地轉移：農民交出原先位於田裡的破舊農舍，免費遷入政府另地興建的集村式農民公寓；土地也一併交由政府拆除農舍，統一重劃，田畝方正整齊。這是「田」「舍」分立的概念。
台灣過去對於農戶田地過小也有「大佃農、小地主」的因應策略：就是租下幾戶小農廢耕的鄰近田地，交由專業農民作集團式耕作經營。但僅有少數農會承接的樣板示範案例，並未普及，主要是廢耕與有耕作農地之間的收益差距不大，租金報酬不吸引人，不同等則的稻田地主也不同意集團耕作後的按畝分潤，地主還會擔心出租後是否影響其他財產權。
說到專業農民，其實台灣已有專業分工的趨向：當宣佈某一區停灌休耕，影響所及不只是種稻的農民，還有主責培育秧苗、耕鋤整地、收割曬穀的個別專業團隊，這顯示傳統個體戶的小農已難適應新時代，更無法進入未來的高科技主導之新農業。因此，我們應將眼光更多投射在農地轉用做非農業用途。
釋出農地轉用需要縝密配套：通常是都會區近郊農地面臨炒作的壓力大，如果某地區農地解編，難道就只有地主獲利？應立法讓政府公權力介入主持並分取農地紅利，部分可用於分享全體農民，例如農保福利支出、退休金、離農津貼；部分用於全民共享，例如降低興建社宅的成本及租金。
農民轉業或退場，政府須視個別情形予以輔導協助。美國傳統的家庭田莊逐漸消失，被專業農企公司收購土地。領了一筆「鉅款」的中老年農民，攜家帶眷「入城」後方知都市生活大不易，不但沒有城市謀生所需的技能，昂貴的物價也正快速侵蝕自家的存款，全家老小愁容滿面。同樣的故事也發生在彼岸大陸，城鎮都會的農民工扛起建設責任，多只能幹體力活(工地蓋樓)、骯髒活(撿收垃圾)，領微薄工資。大陸小說家賈平凹曾撰寫兩部長篇小說《高興》與《秦腔》，生動刻畫進城農民工的日常生活，是笑中帶淚的農民文學典範。
其實，加入WTO之前，政府即已編列1,000億元的「農產品受進口損害救助基金」，原意就是要輔導無法與進口農產品競爭的農民安全有序的退場。如今每年發放的休耕補助款也是來自這筆基金。但加入WTO已逾廿年，政府仍在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