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擴大內需，使之成為拉動中國經濟的穩定力量，目前還有很大的不確定性。讓居民和民營企業恢復信心，主動擴大消費和需求，可能是恢復中國經濟的正解。而試圖再度刺激房地產市場的路子，恐怕不是一種有效的方法，」安邦智庫表示。
「難道我不想消費嗎？」
「是我不想消費，還是不會消費，我傻麼，消費還用刺激？我的問題是沒錢消費，」中文社交網路小紅書上一位網友對刺激消費的政策如此評價。
對此，官方也不諱言。在中國發改委的一場記者會上，副主任李春臨表示：「就業和收入都是影響消費的重要因素。」而一周前的政治局會議上稱，「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以及「通過增加居民收入擴大消費」。
中國的鄰國日本或許可以提供前車之鑒。1961到1970年日本制定「國民收入倍增計劃」，該計劃將經濟發展目標錨定在「國民收入」這一個指標上。最終，收入倍增後可以大幅釋放國內需求，為經濟成長帶來澎湃動力。這一計劃取得巨大成功，日本人均國民收入從1960年的395美元，增加到1970年的1592美元，先後超過法國和德國，僅次於美國躍居世界第二位。
對於刺激消費而言，增加居民收入是中期因素，短期來看，信心不足更為關鍵。
經濟學人智庫表示，疫情後歐美各國零售額和通膨率都在上升，而中國消費者仍然保持謹慎，節儉的消費習慣反映出對未來工資收入和就業機會的不確定。這種情緒已經淹沒了中國在疫情放開的短暫興奮，這成為中國消費市場失去動力的主要因素。
更長期的一個因素是中國獨有的「城鄉二元結構」，制約了農村居民的收入成長和消費。
中國龐大的市場被一道「城鄉二元結構」鴻溝一分為二，疫情前的數據顯示，中國約有3.3億人口的人均GDP已在2.5萬美元以上，而有10.5億人口的人均GDP在4500美元以下。
這兩部分人口分別集中在城市和鄉村。兩部分人收入差距巨大，使中國形成了M型消費結構，低端和相對高端的消費比較多；更健康的消費市場則是橄欖形的，中間龐大的中產階級形成消費市場的主體。
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會長王建此前分析，高收入階層對房、車需求越來越接近「天花板」，其他消費成長潛力並不大；而低收入階層收入水平提不上來，消費需求未能釋放。而解決方案只有通過大規模城市化，使中國經濟走出低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