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經濟會議後，中國國家發改委出台《關於恢復和擴大消費的措施》，其中包含20條措施，以刺激居民消費，拉動整體經濟成長。
這20條措施包括針對汽車、住房、電子產品、家居等大宗消費，以及對餐飲、文化旅遊、健康服務等服務業消費的促進措施。
具體而言，包括延續和優化新能源汽車車輛購置稅減免；加強汽車消費金融支持；對綠色智能家電下鄉、家電以舊換新等予以適當補貼等。
BBC中文採訪經濟學家得出三個判斷：
＃目前措施缺乏「大爆炸」式大規模刺激，可能會令市場失望；
＃對20條措施能否顯著刺激消費保持悲觀；
＃下半年中國經濟成長的主力還將是消費，但大幅成長需要提高居民收入，打破城鄉二元結構。
告別大規模刺激？
從6月份開始，不斷有國際媒體爆料，中國正在研究大規模刺激計劃，挽救疲軟的經濟現狀。
然而隨著7月份政治局經濟會議的召開，除了對房地產行業的措辭中有適當放寬的說法以外，並沒有更新的措施。
此後，中國發改委推出「20條」刺激消費，雖然條款比較多，但不如以往由國務院推出的「國X條」受到的關注。
「高層決策者承認他們正面臨著更具挑戰性的宏觀環境，而且挑戰是多方面的，顯然，中國的經濟復蘇已經失去了一些動力。」匯豐研究中國的經濟學辛怡然表示，儘管有更多政策支持，但從細節中不難看到，近期缺乏「大爆炸式」刺激可能會令市場失望。
上一次「大爆炸式」刺激是在2008年，當時受美國次貸危機影響，中國在11月份感受到第一波衝擊，出口增速從上個月的19.2%下降到-2.2%，進口增速從上月的15.7%下降到-17.9%。
幾天后，當局宣佈「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並推出一個四兆元級的經濟刺激計劃，當時低迷的全球經濟都為之一振。大量的錢注入經濟，補貼「家電下鄉」和基建狂潮成為托底經濟的主力。效果也十分顯著，2009年一季度GDP增速6.1%探底，到四季度回到10.7%的高成長軌道上。
不過該計劃推高了債務風險，吹起了地產泡沫，整個經濟進一步槓桿化，此後多年中國不得不承受痛感。
2013年李克強上任總理，由於上述「痛感」，他的經濟政策包括三點：「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槓桿化」以及「結構性改革」。這也被稱為「李克強經濟學」（Likonomics）。
新總理李強上任後，似乎延續了前任的風格，多次提出不搞「大水漫灌」。
辛怡然表示，現階段中國政策取向還是支持成長，但更加強調解決結構性挑戰，以促進長期可持續成長。這與我們的觀點一致，「即決策者的目標是在支持經濟復蘇與引導經濟長期發展方向之間取得平衡」。
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蔡昉則提到「潛在成長率」的概念，刺激的目的就是讓成長速度回歸到「潛在成長率」。
他近期撰文表示，中國在當前面臨的情形是，所處經濟發展階段決定了潛在成長率趨於長期下降，政策調控目標不能一成不變，要避免刺激過度從而超過潛在成長率。
換句話說，如果將中國經濟比作一匹賽馬，用鞭子在馬屁股上狠抽三下，馬兒吃痛，加快速度趕了上去，拿下第一名。但過了幾年，這匹馬年齡漸長 ，潛力沒有那麼大了，抽了三鞭子，還是跑不了第一名，抽得再多，只會把馬兒抽壞了，適得其反。
如何刺激消費？
在中國的經濟語境中，少有詞語可以像「地攤經濟」一樣經歷冰火兩重天。2020年6月，中國總理李克強考察山東煙台時，曾高度稱讚地攤經濟能創造就業崗位，是「人間的煙火」、「中國的生機」。地攤經濟隨後成為網路熱詞，各地凖備放開管制。
但很快，《北京日報》發出的評論措辭堅定：「地攤經濟不適合北京。」央視新聞評論則認為，地攤經濟不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地攤經濟」快速降溫，外界也借此一窺中共高層內部的分歧。
當前，李克強已不在主管經濟的一線，但中國的經濟處在與2020年6月相似的境地，地攤經濟再一次出現在媒體和政府文件中，昆明、上海、深圳都提出將對地攤經濟解禁，從側面反映出經濟疲乏下，需要全面刺激消費。
中國發改委推出刺激消費的「20條」，卻沒有哪條措施衝上媒體頭條和微博熱搜。
「我們對這些新政策能否顯著促進居民消費成長持悲觀態度。」經濟學人智庫（EIU）向BBC中文表示，中國需要採取更果斷的行動來大幅促進消費，比如增加消費補貼或以家庭為重點的財政轉移支付。
辛怡然也表示，到目前為止，服務消費（餐飲、影院等）一直是經濟復蘇的推動力，但還沒有完全擴展到其他消費領域（零售、房產、汽車等）。
目前，經過前一段時間的刺激，中國汽車市場的銷售火熱，但成長乏力，房地產市場持續低迷，再加上全球處於電子產品消費的低谷。經濟學人智庫認為，中國圍繞這些行業刺激消費，效果值得懷疑。
該機構著重提到新能源汽車行業。中國增加對充電和換電基礎設施的投資，可能會解決新能源汽車銷售的一個關鍵瓶頸，但資金投入和時間表缺乏透明度，表明這可能是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不太可能刺激短期需求。而將新能源汽車購置稅減免計劃延長至 2027 年將支撐該行業的成長勢頭，但也可能加劇西方國家對貿易保護主義的擔憂。
安邦智庫向BBC中文表示，居民消費不能只停留在吃喝拉撒等最基本的「生存型消費」，還要鼓勵居民有更多的「發展型消費」，滿足居民的旅行、教育、培訓、金融服務等服務性的消費需求。要實現這些目標，老百姓要有普遍的安全感和經濟信心，政府的公共服務要到位。
「如何才能擴大內需，使之成為拉動中國經濟的穩定力量，目前還有很大的不確定性。讓居民和民營企業恢復信心，主動擴大消費和需求，可能是恢復中國經濟的正解。而試圖再度刺激房地產市場的路子，恐怕不是一種有效的方法，」安邦智庫表示。
「難道我不想消費嗎？」
「是我不想消費，還是不會消費，我傻麼，消費還用刺激？我的問題是沒錢消費，」中文社交網路小紅書上一位網友對刺激消費的政策如此評價。
對此，官方也不諱言。在中國發改委的一場記者會上，副主任李春臨表示：「就業和收入都是影響消費的重要因素。」而一周前的政治局會議上稱，「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以及「通過增加居民收入擴大消費」。
中國的鄰國日本或許可以提供前車之鑒。1961到1970年日本制定「國民收入倍增計劃」，該計劃將經濟發展目標錨定在「國民收入」這一個指標上。最終，收入倍增後可以大幅釋放國內需求，為經濟成長帶來澎湃動力。這一計劃取得巨大成功，日本人均國民收入從1960年的395美元，增加到1970年的1592美元，先後超過法國和德國，僅次於美國躍居世界第二位。
對於刺激消費而言，增加居民收入是中期因素，短期來看，信心不足更為關鍵。
經濟學人智庫表示，疫情後歐美各國零售額和通膨率都在上升，而中國消費者仍然保持謹慎，節儉的消費習慣反映出對未來工資收入和就業機會的不確定。這種情緒已經淹沒了中國在疫情放開的短暫興奮，這成為中國消費市場失去動力的主要因素。
更長期的一個因素是中國獨有的「城鄉二元結構」，制約了農村居民的收入成長和消費。
中國龐大的市場被一道「城鄉二元結構」鴻溝一分為二，疫情前的數據顯示，中國約有3.3億人口的人均GDP已在2.5萬美元以上，而有10.5億人口的人均GDP在4500美元以下。
這兩部分人口分別集中在城市和鄉村。兩部分人收入差距巨大，使中國形成了M型消費結構，低端和相對高端的消費比較多；更健康的消費市場則是橄欖形的，中間龐大的中產階級形成消費市場的主體。
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會長王建此前分析，高收入階層對房、車需求越來越接近「天花板」，其他消費成長潛力並不大；而低收入階層收入水平提不上來，消費需求未能釋放。而解決方案只有通過大規模城市化，使中國經濟走出低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