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權可立即描述為對團體的參與權以及會員資格。不同型態的政治團體產生不同形式的公民權。這些簡單的原理早在約2500年前在亞里斯多德的第三本書『政治學』中已詳述。亞里斯多德的公民權是屬城市為主國家(諸侯國家)的統治階級享有的特權位階，但是，亞里斯多德的公民權位階是限於有特定的參與者才有權來審議與執行，直接把奴隸階級、戰俘、女人等之公民權的行使排除在外。
中國的公民權的行使，經常用來推翻暴政，以2300年前孟子與齊宣王對話的詮釋最為適當，所謂的公民權，是君與民之間的關係，當人民安居樂業時，帝力遠如天邊的晚霞，當國家橫徵暴斂時，人民就會揭竿而起。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弒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元末政治腐敗，天災不斷，民不聊生，爆發農民起義，紅巾軍中乘勢崛起，造就平民皇帝朱元璋的崛起。
明朝末年，政治腐敗黑暗，外戚與宦官魏忠賢狼狽為奸。沿海海賊倭寇為患，實施海禁，導致對外貿驟減，白銀輸入大量減少，由於農民繳稅需要用到白銀，但是一般農民只有銅錢，造成白銀價格暴漲，農民無法繳稅，大量逃亡，造成民變，1627年，陝西澄城饑民暴動，拉開明末民變的序幕，隨後李自成、張獻忠等農民起事，1644年李自成攻克北京。
清末對外戰爭屢戰屢敗，為增軍餉，賦稅加重，人民貧窮到達了極點，遂發生太平天國革命，它既是單純的農民戰爭，又帶有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在思想上，它頒布的《天朝田畝制度》，把農民平均主義思想發展到了頂峰。最後雖然以失敗收場，人民受到了太平天國革命的影響和鼓舞，不但讓封建社會的加速崩潰，也啟蒙了中國共產主義思想的興起。
J.M.Barbalet認為在現代國家，公民權的擴張是該權力成就的確保及該權力受限的基礎。現代公民權的普及化擴及整個社會結構，代表身為公民的所有人在法律前是平等的，因此沒有人或團體是享有特權的。這讓人聯想到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世界人權宣言一共分為30條，其中主要涉及公民和政治權利，與及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第一及第二條，闡明「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並享有「本宣言所載的一切權利和自由，不分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見解、國藉或社會出身、財產、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區別。」
十九世紀於公民權及革新上的辯論基本上是被勞工運動的崛起所修正，該運動爭取組工會聯盟權及與僱主於薪資及工作情況、受僱情形的集體商議權。這些爭取的結果，直接或間接地對抗某些社會不公平的現象，特別是有關失業及老年問題。Hobhouse 1928年提及在現代公民權原理中的政治與基本權的不平等及討論到1908年的老年年金法，論及「團體的責任要提供最低必需的基本花費，能以維持獨立的生活」(1928年)，及這是國家對每個人的責任(1928年)。
面對這樣的趨勢，蔡政府使用的方法是鬥爭高退休所得的族群，用政府的暴力直接沒收被鬥爭對象的財產權，也不去探討這高退休所得的族群繳給政府的金錢是一般受聘勞工的7.6倍，把退休金直接砍成一樣叫改革正義，甚至以汙衊、羞辱的方式直接把這群人打成反改革的牛鬼蛇神，問題是，對於如何提升受聘勞工的退休所得？造成退休基金破產的政府操控責任？完全付之闕如，公民權的行使在台灣，正方興未艾，蔡總統無視人民如影隨形的抗爭，用加高的刀片式鐵絲網蛇籠阻絕人民的聲音，用政府公權力對媒體自由的箝制，用民粹主義操弄世代別階級對立、職業別階級鬥爭、甚至對文化認同的差異強姦洗腦中小學學生，對於掌權政府擔負社會安定和諧的責任，完全瓦解。「危機」可以是由「危險」與「機會」兩個詞意組成，也許現在這就是台灣公民權覺醒與行使的契機。
＊作者為臺北市學校教育產業工會退休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