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孫逸仙大學」的創設，原是蘇俄利用第三國際向東方發展多種陰謀之一。藉紀念我國父孫中山先生為名，遂行赤化中國青年，作其爪牙為實。繼他們設立「東方大學」，訓練東方純共產黨員（中國共黨青年有四十餘人）之外，專設「孫逸仙大學」，即在爭取中國國民黨籍的青年歸化共黨，供其利用。正如孫大校長拉狄克，對美國記者來校參觀時所說：「完成二十年後的中國政治，就在這輩青年身上。」所以孫大最初絕大多數的學生，為中國國民黨籍的青年，共黨份子，不過百分之二十。
本校當時且有「中國國民黨旅莫支部」的設立，經常有組織訓練上的活動，亦不被學校當局和共黨所阻禁。稍後，中共旅莫支部，秉承俄共意旨，採用種種方法，分化控制。初則公開討論批評三民主義，以動搖同學們的思想；繼則利用女共黨員，分途包圍勸誘同學加入共黨。不幸的，國民黨籍一部分同學，意志不堅，認識不足，竟落入了共產黨粉紅色的圈套。而大部分同學，始終保持本來立場，陽與共黨周旋，陰則自己關緊了門戶。除十數同學被共黨視為所謂國民黨右派外，其餘則全目為國民黨的左派份子，尚有利用的價值。同學們也因得相安於一時。
莫斯科的氣候，是陰沉寒冷的；孫大學生的生活，是極極苦悶的。兩年以來，所有中國學生，無論國民黨或共產黨的，都有一種早日脫離苦海，歸心似箭的心理。會一九二七年夏季，中國國民黨在南京舉行清黨時，第三國際東方部，乃有遣送中國學生回國的決定。消息傳到孫大和東大以後，無不歡欣鼓舞，暗自稱慶！隨即有谷某等數人，先後返國；迨武漢舉行清黨時，孫大當局奉命，解散了「國民黨旅莫支部」，並決定遣送鄭某等多人回國。當時遣送中國學生回國，原來決定四條路線：一為經海參崴取海道至滬，為國民黨籍同學的主要路線；二為經由哈爾濱，國共學生皆有；三為取道蒙古，則全為共產黨籍學生；四為取道歐洲，限於由歐洲各國來俄的同學。次序的安排：國民黨的學生先走，然後才是共黨學生。俄共用心之周密，即此亦可見之。
不久，蘇俄派駐中國的顧問鮑羅廷，被武漢政府驅逐回國。他到莫斯科以後，隨向第三國際東方部建議，認為「此時遣送中國學生回國，等於幫助了國民黨執行其清黨工作；如係共產黨份子，也等於送他們上刀俎，對於共黨皆屬不利。不如因時控制及軟禁這班青年。如其不願或不可能，等待相當時日以後，再行遣送，亦不致誤事。到那時，中國共黨革命情勢，或能好轉。縱或不能，國民黨中央，對於由俄回國的學生，即令不加殺害，也會不敢去信任」。東方部接納了鮑羅廷的意見，迅即改變了此項遣送決策。凡共產黨籍的學生，一律分配到軍事學校受訓。以前除基輔空軍學校，有中國學生（多為馮玉祥派送）外，現在莫斯科的步兵學校、炮兵學校、高級射擊學校和陸軍大學，也都有了中國學生。同時，已經取道蒙古回國的共黨學生，到了庫倫，也被召返莫斯科。至於一部分國民黨籍的學生，便無不垂頭喪氣，欲留不願，欲歸不得。心中雖萬分苦痛，仍不能不強裝笑臉，貌若積極，與共產黨來敷衍。
此時共黨，對於國民黨籍的學生，仍不肯放鬆牢籠。利用大震盪的時代，國內消息不靈的機會，展開分化、利誘（安頓工作），也綁架了幾位同學。其餘的同學就只有抱定「聽天由命」的想法，以待時會。幸上帝不負苦心人，是年十一月七日，蘇俄在莫斯科紅場，舉行俄國革命十週年紀念大會時，俄國史達林派與托洛斯基派發生激烈衝突，互相鬥打。中國共黨學生當中，自然有史派，也有托派，亦參加了這一滑稽場面。而國民黨籍的同學，利用中共學生的複雜心理，則乘機起而反對俄共。這時，史達林的特務警察，雖早已積極展開了活動，但還未十分注意到外國學生的頭上來。過了兩天，僅聽到炮兵學校半夜裡拘捕了三個中國學生（自然是共黨托派份子，忘其姓名）而已。第三國際東方部，知道中國學生為不可屈，也不可留。當史達林決定放逐托洛斯基之同時，亦決定將國民黨籍的中國學生遣送返華。
俄共凡有關特務性的決定，執行起來，是非常迅捷的。中國回國學生，這次首批為九人，於是年十二月二日，離開莫斯科，十四日抵達海參崴，已先乘船赴滬。第二批十七人，於七日離開莫斯科，十八日，始至海參崴。其時，中國共產黨正在廣州發動大暴動，我國民政府恰於十八日正式宣佈與蘇俄絕交。由於中俄兩國外交關係的劇變，蘇俄當局對於這批到了海參崴的中國學生，便置之不聞不問，無法搭海輪回國。幸這批十七人之中，有位劉姓同學，原係日本早稻田大學的學生，大家商決結果，推派代表三人與劉同學，同到日本駐海參崴領事館交涉。好心的日本領事，雖許為協助，但有一個條件，只能搭乘日輪經長崎轉船赴滬，不能在日境登岸停留。大家為急求脫離虎口計，對於日本領事的要求，當然完全接受。乃急於十二月二十日上午九時，登上日輪，以防不測。
迨日輪行將起錠發航，日本領事忽然急促登輪，表示送行，並告大家一項驚人消息說：「莫斯科已經來電，向日本交涉，要求逮捕此批中國學生。」奈此批學生已登上日輪，因外交關係，俄人亦莫敢如何！這批同學，既幸脫險，而日本當局的態度亦大變，我們不僅在輪上享受了若干優待，也允許大家由敦賀港登岸，遊覽東京、西京等地。我們也獲得從容計劃的機會，電告中央，由外交部接助返國。因為大家由莫斯科啟程時，已被特務警察嚴格檢查，多少東西，都被扣留，除簡單的隨身衣服用具和些微用費之外，真已別無長物。倘非日本當局的優待和我外交部之幫助，恐早流浪莫定、生死莫測了。
至於第三、第四批的同學數十人，後來，有些已經到海參崴；有的尚留在莫斯科待發，則全被拘捕監禁，或遣派勞動營作苦工。直到我國民革命軍統一全國以後，我國際地位提高，中俄關係亦趨改善，已經由俄回國的同學，才將被蘇俄所扣留之第三、第四批同學名單，報請中央黨部，轉由外交部委託德、日兩國大使，向蘇俄交涉，費盡若干周折，始得獲釋返國。有幾位同學，且直到對日抗戰時，經政府交涉，才得返回。同學們在被俄扣留監禁或服勞役期間，皆受盡無窮的折磨虐待。並有幾位同學如林俠、高儒臣等，則困死於蘇俄的牢獄中。今日回思往事，猶覺不寒而慄！
＊作者王覺源，字一士，別署覐園，湖南長沙人，1902年生。曾就讀於湖南長沙大學，並參與五四運動。1925年獲國民政府選派，赴蘇聯莫斯科孫逸仙大學留學。學成回國，曾任教於復旦大學等校，並於抗日戰爭期間多方發表文章於報刊。後來臺，任教於國防大學。著有《留俄回憶錄》、《近代中國人物漫譚》、《近代中國人物漫譚續集》、《忘機隨筆》等。本系列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