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台北市長候選人丁守中日前指柯文哲4年來執政的政績，僅是讓台北市「到處都是夾娃娃機的店」，全球城市競爭力還退步到47名，言下之意對夾娃娃機產業的興盛頗不以為然；柯文哲則反問：經濟表現和娃娃機有什麼關係？「他跟娃娃機有仇嗎？」。這番話倒是讓原本就夯翻全台的娃娃機，還有其代表的「經濟意義」，再次引發矚目與熱議。
丁守中的問題當然是一個問題，夾娃娃機不只充斥台北街頭，而是充斥全台各縣市街頭，甚至巷弄之間，某種程度確如丁守中所言，這代表可能正是經濟下行的指標，如丁所言，台北的招商引資甚至不到香港、新加坡的零頭。
從統計數據來看，娃娃機確實堪稱台灣成長最快的「產業」；依照財政部的統計，全台夾娃娃機店的數量在2013年時只有169家，到2016年增長至920家，增加4.4倍，到2018年2月再增近3倍至3600家；這是財政部的數字，但依照業者的估計，則是目前夾娃娃機店的數量已經超過1萬家。
大部份類型的工廠、店家大增，外界都會視為喜訊、好消息，但夾娃娃機的暴增，卻引來不少憂慮：因為夾娃娃機被稱為是一種「末端（或低端）經濟」，這是一種低成本、低消費、低風險的商業模式，這種「小確幸商機」的創業模式日益普遍，也被認為整體經濟往下走低，只能追求或甚至滿足於「小確幸、小知足」，因此讓人擔心經濟的前景；而會有此現象，則又被認為與長期低薪現象有關，因為娃娃機的「台主」有9成是有正職者，僅以兼職方式投資與經營娃娃機。
這種看法確實有部份道理，經營夾娃娃機產業畢竟是一個純粹內需消費產業，技術層次不高，如果舉國都在搞、也只能搞經營夾娃娃機，當然是非常慘烈。經營夾娃娃機創造出而能計入GDP（國內生產毛額）的附加價值微乎其微。這與娃娃機的製造業不太一樣，後者就被認為創造的GDP、就業機會都較多，又能出口行銷全球─事實上台灣就是娃娃機出口大國，全球有9成左右的娃娃機是台灣製造。換言之，夾娃娃機也是一種產業。
丁守中對夾娃娃機耿耿於懷，柯文哲「反問」之後，他再度臉書發文質疑柯文哲「以問題回答問題」，不能解決問題；丁守中提醒，「柯市長如果至今不懂娃娃機店在教育現場的隱憂，不懂多數父母何等痛恨這些刻意開在學校附近的娃娃機店，要不要讓你的教育局長教教你？或是，丁守中來教你？」像不像二十多年前，陳水扁在台北市長任內一舉取締整飭電玩遊戲和柏青哥店，包括夾娃娃機同步禁絕停業，全部流向外縣市，當時，陳水扁得到的掌聲遠比噓聲多。
那還是台灣錢淹腳目的年代，沒有了電玩柏青哥，街頭店面百貨遊戲樓層，還有其他事業搶進，市景並未因此蕭條，更有另一番榮景，而陳水扁把所有電玩業視同賭博，讓日韓遊戲業獨步全球，一直到晚近台灣才急起直追；市場本來就是一個動態機制，有需求就有供給，夾娃娃機能風行，要從負面看，就是店面難於經營，但從好處看，兼職投資夾娃娃機的台主取其低投資、低風險、快速回收的優點，號稱可「月入數十萬元」，何樂而不為？至於夾娃娃機會不會像蔔式蛋塔般熱潮消退就泡沫化？當然可能性極高，但這也繫於市場機制，消費者玩膩了，自會退流行，從這個角度看，確實不勞台北市長多費心。真要與夾娃娃機結仇，也該是中央蔡政府。
夾娃娃機能否做為經濟惡化的指標？可能是，但還需要更多實證，畢竟這幾十年來，經濟表現有起有伏、高低不一，但每段時間總會有一項或幾項的消費流行─早年的網咖、電玩店、咖啡店、迷你飲料站、迷你KTV…，不一而足，是否一定要賦予娃娃機風行如此「沈重」的詮釋與意義，猶可斟酌。但若真的是經濟惡化的象徵，要解決這個病灶，或亦非台北市長層級職權所能為，就算市長招商引資，與街頭流行的販賣機或夾娃娃機，也是兩回事。
而擔心年輕人只想著「當台主」賺點外快的小確幸想法，其實與幾年前鴻海郭台銘對年輕人只想開咖啡店的感嘆，也是相同思維下的憂慮。若丁守中看到這些台主有9成是有正職，多半只是兼職，且兼職者中有74%月薪不到4萬，應該就知道年輕人未必「沒志氣」，而是很有志氣地要多賺錢；換言之，夾娃 未始不能成為青年創業的第一桶金。台灣的投資不足、受雇者的低薪困境，已經超過17年了，夾娃娃機在這幾年前開始快速成長，而其風行，或是一個能滿足市場需求的消費，或也填補經濟下行的小小缺口。
台灣的低薪困境，確實是一個嚴重的經濟與社會問題；民間投資長期不足，導致超額儲蓄年年增加，同時產業升級速度慢、吸引外資能力差等，都是讓人擔心的問題，解決之道也無它，就是想方設法改善投資環境、增加民間投資罷了。至於夾娃娃機，放它們一馬吧，也給10元賭運氣的消費者一個吐氣的機會，畢竟，我們「跟娃娃機都沒有仇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