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的主人：《誰統治世界？》選摘（3）

當我們提問「誰統治世界？」時，我們通常都採取標準的看法，認為世界事務的主角是國家，尤其是大國，而且我們考量他們的決定，以及他們彼此之間的關係。這也沒什麼不對。不過，我們若是記住，這種抽象概念也可能會產生高度誤導作用，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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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前的全球秩序下，主人的體制具有極大的力量，不僅在國際場域也在本身國內，它們依賴它來保護權力，並以種種不同方法來提供經濟支持。當我們談到人類主人角色時，我們會專注目前國家政策的優先項目，如「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這是投資者權利的協定，但是在宣傳和評論上打出「自由貿易協定」的旗號。它們由數百位公司法律師和遊說者擬訂重要的細節，祕密地談判。其用意在於讓它們以史達林主義風格的「快軌」程序通過，設法不讓討論，只准在是與否之間做選擇。其實就是逼著你選擇「是」。設計這套做法的人通常都能遂其心願，這一點也不足為奇。人們是不經心的，可能會帶來預期的後果。

第二個超級大國

過去一個世代的新自由主義計畫把權力和財富集中在極少數人手中，同時又傷害運行中的民主，但是它們也引起反對，反對以拉丁美洲最明顯，不過也出現在全球權力的中心。歐盟是後二戰時期最蓬勃發展的地區之一，由於遇上不景氣、又執行撙節政策的強烈效應，走得搖搖晃晃。這個撙節政策即使國際貨幣基金的政治部門沒說話，經濟部門可是迭有抱怨。由於決策轉移到布魯塞爾的官僚，北方的銀行對它們的進行有相當影響，以致於民主受到損害。主流政黨快速失勢，左、右兩翼趁勢擴張。位於巴黎的研究機構「新歐洲」（Europa Nova）執行長把民眾的失望歸咎於「憤怒的無力感，因為決策的實際權力已經大部分由各國政治領袖（他們至少在原則上要受民主政治的規範）轉移到市場、歐盟的機構以及企業手中」，完全吻合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基於大體上相同的理由，非常類似的過程也在美國出現，這件事不僅對美國很重要，值得關切，更由於美國的實力，也關係到全世界。

波克寫道，成功的叛變有一項共同特徵，一旦勝利之後民間的支持力量解散，領導人往往會鎮壓實際上以游擊戰術和恐怖手段贏得戰爭的這些「骯髒、討厭的人」，因為害怕他們可能會挑戰階級特權。自古以來，菁英蔑視「這種低下階級的人」有好幾種不同形式。近年來，這種蔑視的一種表達方式就是，自由主義的國際派面對一九六○年代全民運動危險的民主化效應，主張要消極與服從（「民主的緩和」）。

有時候國家會選擇遵循民意，卻引起權力中心的憤怒。有一個戲劇化的案例是二○○三年小布希政府要求土耳其參加攻打伊拉克。百分之九十五的土耳其人反對，而讓華府大吃一驚的是土耳其政府竟然遵從人民的觀點。土耳其如此脫離負責任的行為，遭到嚴厲譴責。被新聞界稱為「理想主義總司令」的國防部副部長伍佛維茨（Paul Wolfwitz）責備土耳其軍方允許政府失職，要求他們道歉。可敬的評論沒有因為這些例證，以及其他無數例證證明我們對民主的渴望所挫折，繼續讚美小布希總統專心致力於「促進民主」，有時候則也批評他太天真，竟然認為外來力量可以把自身對民主的渴望強要別人也接受。

美國國內空前無比展現反對侵略，始於數十年前的反對美國介入中南半島戰爭，即使為時已晚，其規模之大、影響之深，非同小可。到了一九六七年，反戰運動已經蔚為一股巨大力量，軍事史學家、越南問題專家佛爾提出警告：「越南作為一個文化及歷史實體……即將瀕臨滅亡……因為它的農村已經在最強大的軍事機器、針對這樣規模大小的地區展開的重大打擊下實際死亡了。」但是反戰運動的確成為不容忽視的勢力。當雷根總統上台、決定在中美洲發動攻擊時，它也是不容忽視的力量。雷根政府密切模仿二十年前甘迺迪發動越戰時的措施，但是後來因為出現一九六○年代初期所沒有的民眾強烈抗議，美國也不能不放棄。美國的攻擊十分凌厲。受害人迄今尚未復原。但是越南的狀況，乃至後來全中南半島的狀況——「第二個超級大國」在越戰的相當末期才構成障礙——其慘烈是無可比擬的。

經常有人說民意雖然巨大反對攻打伊拉克，並沒有效果。我覺得這個說法不正確。我們要再說一遍，入侵伊拉克已經夠恐怖，後來的發展更是詭異。縱使如此，它也有可能變得更糟糕。副總統錢尼、國防部長倫斯斐和小布希政府其他高級官員，根本沒辦法想像，甘迺迪總統和詹森總統四十年前最初採取的措施竟然大部分沒遭到抗議。

西方大國承受壓力

當然，當我們採用國家是國際事務中的主角這個標準信念、而擱置國家政策時，對於決定國家政策的因素還有許多可以說的事情。但是，儘管存在這些不小的警告，我們仍然遵循這一信念，至少作為最接近事實的參考。

這時候，誰統治世界的問題立刻導向如下的關切：中國崛起為大國、對美國及「世界秩序」構成威脅；新冷戰在東歐暗潮洶湧；全球反恐戰爭；美國霸權和美國式微；以及一系列類似的考量。

西方國家在二○○六年初面臨的挑戰，倫敦《金融時報》首席外交事務專欄作家拉克曼（Gideon Rahman）運用傳統框架將它們做了很好的總結。他先檢視了西方觀點的世界秩序：「自從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壓倒性的軍事力量一直就是國際政治的中心事實。」它在三個區域特別重要：第一、東亞，「美國海軍已經習慣把太平洋當作『美國的內湖』」；第二、歐洲，北約組織——其實指的是美國，它「令人咋舌、占北約組織軍事費用的四分之三」——「保障其會員國的領土完整」；第三、中東，美國巨大的海、空基地「讓友邦安心，又可恫嚇敵人。」

拉克曼說，今天世界秩序的問題出在，「這些安全秩序現在在三個區域全都遭到挑戰」，因為俄羅斯在烏克蘭和敘利亞都介入，也因為中國把它的鄰近海域從「美國內湖」變成「清楚有爭議的水域」。因此，國際關係的根本問題是，美國是否應該「接受其他大國在其鄰近周邊也有某種勢力範圍」。拉克曼認為應該，因為「經濟力量在全世界範圍都已分散，並且與簡單的常識結合。」

坦白說，我們也可以從不同觀點看待世界。但是我們就只談這三個的確非常重要的區域。 

今天的挑戰：東亞

從「美國內湖」開始，有些人在二○一五年十二月中旬聽到新聞報導稱：「國防高級官員說，美國一架B-52轟炸機在南海執行例行任務時，無意間飛進中國興建的一座人工島嶼兩海里之內，加劇華府和北京之間激烈歧異的問題」，可能就會皺起眉頭。熟悉過去七十年核子武器時代嚴峻紀錄的人深切明白，就是這種意外經常很危險地差點引爆終極性質的核子戰爭。我們不必是支持中國在南海挑釁和侵略活動的人，就可以指出事件不是中國攜有核彈的轟炸機在加勒比海或加州外海執行任務，中國沒有在這裡試圖建立「中國內湖」。全世界應該感到幸運。

中國領導人心知肚明他們的海上貿易通路，從日本到麻六甲海峽，甚至更往西去，一路上布滿敵意國家，而且得到美國一面倒優勢軍力的支持。因此，中國處心積慮透過廣泛投資向西擴張，並以謹慎的腳步走向整合。這些發展有一部分在上海合作組織（SCO）的框架內進行；上海合作組織還包括中亞各國、俄羅斯，而印度和巴基斯坦很快就會和伊朗一樣，以觀察員身分參與活動。美國拿不到觀察員地位，也主張關閉本區域所有的軍事基地。中國目前正在打造現代版的古絲路，不僅期望把中亞區域整合進中國勢力範圍，也希望延伸到歐洲和中東產油地區。它傾注巨資廣建高速鐵路和輸油管線，要創造一個完整的亞洲能源與商務系統。

這項計畫的一個單元就是興建一條公路，穿越全世界最高的幾座山，通往中國在巴基斯坦開發的瓜達爾港（Gwadar），它可以保護石油運送不受美國可能的干預。中、巴兩國也希望這項計畫能夠刺激巴基斯坦的工業發展，美國雖然給予巴基斯坦大量軍援，在這方面並未著墨。中方也希望這項計畫或許提供誘因，讓巴基斯坦彈壓國內的恐怖主義，因為在毗鄰的中國新疆省，這是非常嚴重的問題。瓜達爾港也將是中國在印度洋興建的「珍珠串」的一環，它興建一系列基地供商業使用，但必要時也可轉為軍事用途，因為中國期許有朝一日可以將兵力投射到波斯灣，這可是現代中國首開先端的創舉。

所有這些舉動都志在免於遭受美國壓倒性軍事力量的影響，除非是華府祭出核子戰爭這一招，可是一旦動用核武，也會摧毀美國。

二○一五年，中國亦創辦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自己是最大股東。五十六個國家參加六月間在北京舉行的籌備會議，其中包括美國的盟友澳洲和英國，還有一些不理睬美國的意見而參加的國家。美國和日本不參與。某些分析家認為亞投行可能演變成布瑞登森林體系（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 的競爭者，美國在這些機構都擁有否決權。另外也有人預料，上海合作組織或許會成為另一個北約組織。

今天的挑戰：東歐

話題轉到東歐。目前，北約和俄羅斯邊界正在醞釀一場危機。這不是一件小事。沙克瓦（Richard Sakwa）對本地區有明智的深入研究，他振振有詞地寫道，「二○○八年的俄羅斯—喬治亞戰爭實質上就是第一次『制止北約東擴戰爭』；二○一四年的烏克蘭危機是第二次。我們不清楚人類是否在第三次戰爭之後還會存在。」

西方認為北約東擴沒有惡意。但是我們不覺得意外，俄羅斯和南半球大部分國家有不同的看法，某些西方著名人物亦然。肯楠早早就提出警告，認為北約東擴是個「悲劇性的錯誤」，他和幾位美國資深政治家聯名上書白宮，稱之為「歷史性的政策錯誤」。

目前的危機起源於一九九一年的冷戰結束和蘇聯瓦解。當時對歐亞大陸新的安全制度和政治經濟，有兩種南轅北轍的觀點。依據沙克瓦的說法，有一派主張「寬闊的歐洲」（Wider Europe），以歐盟為中心，逐漸向歐洲—大西洋安全與政治共同體發展；另一派則主張「更大的歐洲」（Greater Europe），一種大陸歐洲的概念，從里斯本延伸到海參崴，有多個中心，包括布魯塞爾、莫斯科和安卡拉，但是共同目標是克服傳統上困擾大陸的歧異。」

蘇聯領袖戈巴契夫是「更大的歐洲」的主要倡導人，這個概念在戴高樂主義（Gaullism）和其他倡議中也可找到根源。可是，當俄羅斯在一九九○年代的市場改革失利下崩潰時，這派主張力量消退，一直要到普丁主政，俄羅斯開始復原、在世界舞台重尋地位，它才又復活。普丁和他的搭檔梅德維杰夫（Dmitry Medvedev）一再「主張從里斯本到海參崴，整個『更大的歐洲』地緣政治團結起來，建立真正的『戰略夥伴關係』」。

沙克瓦寫道，這些倡議「遭到政治蔑視」，認為「不過是要以隱形手法建立『大俄羅斯』的掩飾」，也是要破壞北美和西歐合作的做法。這種顧慮可以溯源到冷戰初期的憂慮，深怕歐洲可能變成獨立於大、小兩個超級強國之外的「第三勢力」，而且更傾向於和後者親善〔譬如布蘭德（Willy Brandt）的東進政策（Ostpolitik）和其他倡議〕。

西方看待俄羅斯崩潰自然是得意洋洋。它誇稱這是「歷史的終結」，是西方資本主義民主的終極勝利，彷彿俄羅斯要退回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作為西方經濟殖民地的地位。戈巴契夫同意兩德統一可以加入北約組織——以歷史角度衡量，這是了不起的重大讓步——西方也口頭承諾北約部隊不會「往東移動一英寸」；但是西方立刻違反承諾，北約旋即向東擴張。雙方的討論僅限於東德。北約組織或許會「跨越」德國擴張的可能性，並沒有和戈巴契夫討論，甚至私下考慮都沒有。

北約很快就開始東擴，挺進到俄羅斯邊界。北約組織的使命正式改為保衛全球能源系統、海上航路和輸油管線等「重要基礎設施」，作業範圍遍及全球。甚且，西方對於現在普遍稱為「有保護責任」的理論又做了重大修改，嚴重偏離聯合國的正式版本，北約組織現在也可能在美國指揮下成為一支干預力量。

俄羅斯最關切的是把北約擴張到烏克蘭的計畫。這個計畫在二○○八年四月北約組織於布加勒斯特（Bucharest）召開高峰會議時明白宣示，它答應喬治亞和烏克蘭日後在某些條件下可以加入北約。峰會決議的文字一點都不含糊，它說：「北約組織歡迎烏克蘭和喬治亞申請加入北約的歐洲—大西洋結合之期望。我們今天同意這些國家將成為北約組織會員國。」二○○四年，親西方的候選人在烏克蘭的「橙色革命」獲勝，美國國務院代表佛賴德（Daniel Fried）立刻趕到烏克蘭，根據維基解密透露，「強調美國支持烏克蘭加入北約和歐洲—大西洋結合的期望」。

俄羅斯會如此關心，我們很容易理解。國際關係學者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在美國主流刊物《外交事務》上提出分析。他寫道：「目前（烏克蘭）危機的直接根源就是北約東擴，以及華府承諾要把烏克蘭移出莫斯科軌道，納入西方」，而普丁視之為「直接威脅到俄羅斯的核心利益」。

米爾斯海默問說：「誰能怪他？」他指出，「華府或許不喜歡莫斯科的立場，但是它應該了解背後的邏輯」。這不應該太難了解。畢竟大家都清楚，「美國不會容忍遠方的大國在西半球任何地方部署軍事力量，更不用說還直抵邊境。」事實上，美國的立場還更加強硬。它絕不容忍官方所謂的對一八二三年門羅主義的「成功的不順從」。當年美國宣布要控制西半球，只是還無力實現。小國若是成功的不順從，可能會遭到「全球最大的恐怖」以及會粉身碎骨的禁運制裁。古巴殷鑒不遠。如果拉丁美洲國家加入華沙公約，墨西哥和加拿大也計畫加入，我們不必問美國會有什麼樣的反應。只要稍為出現往此一方向發展的第一個跡象，套用中央情報局的說法，立刻會在「極端傷害之下終止」。

和中國案例一樣，我們不必同情普丁的動作和動機就可以了解背後的邏輯，我們也不用了解此一邏輯的重要性，就會謾罵、反對。和中國案例一樣，這裡頭牽涉的利害極大，可以說攸關人類存亡絕續。

今天的挑戰：伊斯蘭世界

讓我們再轉到第三個地區：伊斯蘭世界。小布希總統在二○○一年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後，宣布展開全球反恐戰爭的現場。更精確地講，他是「再次宣布」展開反恐戰爭。雷根政府上台，就以狂熱的言詞宣布進行全球反恐戰爭，大談「反對文明的墮落份子散播疾病」（雷根總統的話）和「在現代世紀回到野蠻」（舒茲國務卿的話）。原本的全球反恐戰爭後來悄悄從歷史撤除。它很快就變成肆虐中美洲、南部非洲和中東的殺人如麻、破壞十足的恐怖戰爭，嚴峻的後果影響到今天，甚至還導致美國被世界法庭譴責（華府並不承認世界法庭）。總而言之，這不是適宜歷史的正確故事，因此就把它剔除掉。

小布希、歐巴馬版本的反恐戰爭之成敗，我們可以直接觀察做出評斷。宣布開戰時，恐怖份子的目標局限在阿富汗的一個小角落。阿富汗人並不喜歡他們、甚至可說是瞧不起他們，但是按照部落社會待客之道保護他們——美國人大惑不解，「拿對他們而言堪稱是天文數字的兩千五百萬美元，都換不到貧窮的農民交出賓拉登」。

我們有理由相信，妥善規畫的警察行動，或甚至與塔利班政府認真的外交談判，或許就能使他們把涉嫌犯下九一一罪行的人犯交給美國審判、定罪。但是這個選項沒被採納。美國反射性的決定就是發動大規模武力攻擊，目標不是推翻塔利班（後來才演變為要推翻他們），而是明白表示美國輕蔑塔利班提出可以考慮交出賓拉登的方案。塔利班的提案有多麼認真？我們不知道，因為根本沒有去研究它的可能性。美國或許只是「想要展現肌肉，取得勝利，嚇唬全世界。他們不關心阿富汗人會受苦或我方會損失多少人命。」

這是受到高度尊敬的反塔利班領袖哈格（Abdul Hag）的判斷。他和許許多多反對派譴責美國在二○○一年十月發動的空襲轟炸行動，對他們從內部推翻塔利班構成「重大挫折」。他們認為已經指日可待，可以達成目標了。哈格的判斷得到克拉克（Richard A. Clarke）的證實。當進攻阿富汗的計畫還在研訂時，克拉克是小布希總統的白宮反恐安全小組（Counterterrorism Security Group）主席。克拉克對會議做了描述：小布希聽到如此進攻會違反國際法時，「總統在狹窄的會議室裡怒吼：『我不管國際法律師怎麼說，我們要踢他們屁股。』」在阿富汗境內工作的主要救援組織也強烈反對美國進攻，他們發出警告，已經有數百萬人瀕臨餓死邊緣，一旦開戰後果可能非常恐怖。

數年之後，可憐的阿富汗人的際遇，我們已經不忍再說。

一個大錘的目標是伊拉克。美英聯軍完全沒有可信度的理由就聯手入侵，這是二十一世紀的一件重大罪行。伊拉克的平民社會已經因為美、英的經濟制裁一片殘破，被兩位負責執行的國際知名外交官斥為形同「種族滅絕」，因此憤而辭職抗議。現在的進攻又導致數十萬人喪命。進攻也製造數百萬難民，大大摧毀了伊拉克；同時它也煽動起宗派衝突，造成伊拉克及整個區域目前的分裂。令人駭然的是，我們的知識份子和道德文化，竟然能夠允許文化圈平淡地稱呼這是「解放伊拉克」。

五角大廈和英國國防部進行的民調發現，僅有百分之三的伊拉克人認為美國在他們周邊進行的安全任務是合法的行動，認為美、英「聯軍」有益他們安全的人，不到百分之一；百分之八十的人反對聯軍進駐伊拉克，而且過半數支持可以攻擊聯軍。阿富汗已經被破壞得無從進行可靠的民意調查，但是跡象顯示，當地的狀況應該也差不多。美國在伊拉克特別慘敗，被迫放棄正式的戰爭目標，在唯一勝利者伊朗的影響下，黯然撤離伊拉克。

大錘也揮向別的地方，尤其是利比亞。英、法和美國三大傳統帝國勢力促成聯合國安理會一九七三號決議，但是立刻就違反它，轉身一變，成為叛軍的空軍。其結果就是破壞透過和平談判找出和解方案的可能性；大幅增加傷亡人數〔根據政治學者庫伯曼（Alan Kuperman）的估計，至少增為七倍〕；造成利比亞一片殘破，淪為各派民兵交戰爭搶政權；近來，更替伊斯蘭國提供基地，使它能夠到處散播恐怖主義。非洲事務專家瓦爾（Alex de Waal）提到，非洲聯盟（African Union）提出的相當合理的外交方案，原則上得到利比亞強人格達費的接受，卻被美、英、法三強冷落。大批武器和聖戰士四處流竄，把恐怖活動從西非（現在是恐怖殺戮的冠軍地區）傳播到黎凡特（Levant），同時北約組織的攻擊也造成難民從非洲如洪水般湧向歐洲。

可是這又被當作是「人道主義干預」的又一次勝利，從長久以來，令人浩嘆的紀錄看得出來，可以追溯到可以追溯到四個世紀前的現代起源。

動用武力的代價

簡而言之，全球反恐戰爭的榔頭策略使得聖戰的恐怖，從阿富汗一個偏鄉僻壤散布到大半個世界，從非洲、經黎凡特和南亞到東南亞，也在歐洲和美國挑激攻擊。入侵伊拉克不出情報機關的預測，催生出此一過程。恐怖主義專家柏根（Peter Bergen）和柯魯克尚克（Paul Cruickshank）估計，伊拉克戰爭「使得每年因為聖戰士攻擊的致死率驚人地增為七倍，每年平添數百起恐怖攻擊事件、數千平民喪生；甚至把發生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恐怖攻擊扣掉，世界其他地區的致命攻擊也增加逾三分之一。」其他的研究也提出類似的評論。

美國的「支持社會責任醫生組織」（Physicians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加拿大的「支持全球存活醫生組織」（Physicians for Global Survival）和德國的「支持防止核戰國際醫生組織」（International Physicians for the Prevention of Nuclear War）等一群人權組織進行一項研究，想就「十二年的『反恐戰爭』、三大作戰地區（伊拉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傷亡人數提供盡可能的實際估計」，這項研究還包括廣泛檢視「這些國家就受害人數所做的重要研究和公布數據」，以及軍事行動的相關資訊。他們「保守的估計」是這些戰爭打死約一百三十萬人，但是人數「也可能超過二百萬人」。獨立研究員彼德生在這項報告發表後，進行資料庫搜尋，卻發現實際上沒有人提到它。誰會關心它呢？

奧斯陸和平研究所（Oslo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的研究也顯示，本區域因衝突而喪生者有三分之二是出於原本內部的爭端，但是外來人要求以他們的解決方式處理。在這些衝突中，有百分之九十八的喪生是發生在外來人以軍事力量介入其內部爭端之後。在敘利亞，在西方針對伊斯蘭國發動空中攻擊，以及中央情報局間接展開軍事介入戰爭之後，因戰事直接喪生的人數增多三倍以上。由於美國先進的反坦克飛彈重創阿薩德（Bashar al-Assad）的兵力，俄羅斯趕緊跳進來替他的盟友助陣。初期跡象顯示俄羅斯的轟炸產生預期效果。

政治學者奇威馬基（Timo Kivimaki）檢視的證據顯示，「（志願者聯軍打的）保護戰爭變成世界暴力的主要源頭，竟然造成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喪生總數」。甚且按照他的檢視，包括敘利亞在內，許多這類個案顯示有機會進行外交解決，卻被忽視不理。其他討論也顯示，在其他的可怕情境，包括一九九○年代初期的巴爾幹、第一次波斯灣戰爭，無不如此。中南半島戰爭堪稱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惡劣的罪行，更是如此。在伊拉克這個案例上，竟然沒有人提起這個問題。這裡肯定有些教訓還必須注意。

運用巨錘對付弱勢社會一般的後果其實並不意外。我們前文已提到波克對叛變的詳細研究，它應該是有心想要了解今天的衝突之人士必讀的材料，當然決策者若是關心人命結果、不是只想權勢，也應該仔細研讀。波克提出有一個模式一再重覆。入侵者，或許自稱動機最良善，天生就不會被民眾歡迎，民眾不肯服從，起先小規模抗爭，引來強勢反應，民眾又升高反對、支持抵抗。暴力循環上升，直到入侵者撤退，或是藉由可能近乎種族滅絕的手段達成其目標。

歐巴馬在全球推動無人機殺人行動，可說是全球恐怖活動的驚天創舉，也顯示相同的模式。根據大多數的評論，這個舉動催生恐怖份子的速度遠超過謀殺掉涉嫌有朝一日會傷害我們的人的速度。在「大憲章」奠定無罪推定原則，成為文明法律的根基八百周年的今天，他這樣一位憲法學律師的貢獻可真令人刮目相看呀！

這類干預的另一個特色就是相信擒賊先擒王、剷除掉首腦後，就可以制服叛變。但是，斬首行動一成功，萬惡的首腦往往由更年輕、更堅決、更凶狠、更有效率的人頂替。波克舉出許多例證。軍事史學家柯克彭（Andrew Cockburn）在他的重要研究《殺戮鏈》（Kill Chain）檢討美國長期以來剿滅販毒及恐怖份子首腦的紀錄，發現相同的結果。我們也可以相當有信心地相信這種模式還會繼續下去。我們不必懷疑，美國的策略家現在一定處心積慮想要幹掉「伊斯蘭國卡里發」巴格達底（Abu Bakr al-Baghdadi），他是蓋達組織首腦札瓦希里（Ayman al-Zawahiri）的宿敵。美國軍事學院（U.S. Military Academy）打擊恐怖主義中心（Combating Terrorism Center）資深研究員霍夫曼（Bruce Hoffman）是研究恐怖主義的知名學者，對於計畫成功後可能的結果提出預測。他預測：「巴格達底一死，可能替（與蓋達組織）和解鋪路，造成活動範圍、人力規模、野心和資源空前的一個聯合恐怖勢力。」

約米尼（Henry Jomini）受到拿破崙敗在西班牙游擊隊手下的啟示，寫了一本討論戰爭的專書，它成為西點軍校好幾個世代學生的教科書。波克的文章引述約米尼的論點。約米尼觀察到，大國的干預典型都會引起「意見戰爭」，而且如果不是立即、也幾乎總會在鬥爭的過程中因波克所謂的動態關係演變成為「國家戰爭」。約尼米認為，「正規軍的指揮官不智地介入這種戰爭，他們將會輸掉它們」，縱使打勝戰，成果也往往曇花一現。

細研究蓋達組織和伊斯蘭國，就會發現美國和盟國相當精確地循著對手的博奕計畫在作戰。他們的目標是「誘使西方盡可能深入、積極陷進泥淖」，「以一系列漫長的海外活動永久地纏住及削弱美國及西方」，造成他們傷害自己的社會、耗竭他們的資源、增加暴力的水平，觸發波克所謂的動態關係。

艾特蘭（Scott Atran）是對聖戰運動有最深入研究的一位專家，他估計「九一一攻擊大約花費四十萬至五十萬美元費用去執行，而美國及其盟國的軍事和安全反應大約是它的一千萬倍。從純粹的成本效益論來看，這個暴力運動實在太成功了，遠超過賓拉登原始的想像。在這兒，就出現全面柔術型的不對稱戰爭。畢竟有誰能聲稱我們比以前更好、或是全面危險已在降低呢？」如果我們繼續揮舞巨錘，默默跟隨聖戰士的劇本，可能造成更加暴力的聖戰主義會更有吸引力。艾特蘭建議，這樣的紀錄「應該啟發我們在反策略上進行激烈改變才是」。

凱達組織、伊斯蘭國得到跟著他們指令而動的美國人相助。譬如，積極爭取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參議員克魯茲就高唱「對他們展開地毯式轟炸」。或者在主流政治光譜的另一端，《紐約時報》著名的中東及國際事務專欄作家傅里曼，他在二○○三年上《查理羅斯》（Charlie Rose）電視節目接受專訪，為華府如何在伊拉克作戰獻策。他說：「那裡有一個我姑且稱之為恐怖主義泡沫的玩意兒……我們需要做的就是到那個地方，打破那個泡沫。基本上，我必須到那兒去，喔，帶著一根巨棒，到那世界中心，打破那個泡沫。只有這個辦法了……我們需要看到的是美國男女大兵，從巴斯拉到巴格達逐家拜訪，基本上說的是，這句話有那個地方你不懂？你不認為我們關心我們的開放社會，你認為我們會放過這個泡沫幻想？別了啦！查理老兄，這場戰爭就是這麼一回事啦！」

他們要教訓這些包頭巾的人。

前瞻未來

艾特蘭和其他緊密的觀察家一般都同意這道藥方。我們應該先認識詳細的研究已經很有說服力的告訴我們：那些被吸引投入聖戰的人「是嚮往他們歷史、傳統裡的某些東西，認同他們的英雄與道德；而伊斯蘭國，不論在我們眼裡、甚至在大部分穆斯林世界裡是多麼的殘暴和可惡，卻是直接向它訴求……今天啟發最致命的殺手的並不是古蘭經，而是一個令人興奮的志業、一個行動的呼喚，可以被朋儕視為光榮和可敬。」事實上，很少聖戰士會飽讀伊斯蘭教典或神學。

波克認為，最好的策略是「跨國的、福利導向的、心理上能滿足的計畫……使伊斯蘭國所依賴的仇恨不再那麼有毒。已經有人為我們點明要素：共同的需求，賠償以前的罪愆，號召重新開始。」他又說：「就過去的罪愆發表措詞謹慎的道歉，代價不高、成效卻大。」這種工作可以從難民營裡做起，或是到「巴黎郊區破落的住宅區」做起。艾特蘭寫道，他的研究團隊在這些地方「發現相當普遍容忍或支持伊斯蘭國的價值觀」。另外，真心專注外交和談判，不搞反射性的訴諸武力，也可以有更好的成效。

還有一個不是不重要的項目就是誠實面對長久存在、但是二○一五年在歐洲大受矚目的「難民危機」。這代表至少要大幅增加對黎巴嫩、約旦和土耳其難民營的人道救濟，來自敘利亞的可憐難民在這裡嗷嗷待哺、苟延殘喘。但是這個問題很大，讓我們看清楚自命為「文明國家」其實一點兒都不光彩，應該更有實際行動。

有些國家透過大規模的暴力製造難民，美國就是，其次是英國和法國。也有一些國家收容大量的難民，包括逃避西方暴力的難民，它們是黎巴嫩（以人均數字來講是第一名）、約旦和爆發內戰之前的敘利亞，以及中東地區其他國家。另外，有一部分重疊，有些國家既製造難民、又不肯收容難民，不僅不收中東來的難民，也不收來自美國「後院」拉丁美洲的難民。這個畫面很突兀，令人不忍卒睹。

難民問題可以追溯到好幾個世代以前的歷史。資深的中東特派記者費士克報導，伊斯蘭國發布的第一批視頻之一，「顯示一輛推土機推倒標示伊拉克和敘利亞邊界的一座沙岩城堡。當推土機摧毀護牆時，攝影機掃描到沙堆上有一張手寫的海報，海報寫著『終止賽克斯—皮科』。」

對於中東地區人民而言，賽克斯—皮科協定正是西方帝國主義漫不經心和殘暴不仁的象徵。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代表賽克斯（Mark Sykes）和法國代表喬治—皮科（Francois Georges-Picot）在祕密會議中，完全不顧在地人的利益，也違反戰時為爭取阿拉伯人加入盟國作戰而做出的承諾，逕自瓜分中東地區，人為地畫立國家、滿足他們的帝國目標。這項協定抄襲歐洲國家破壞非洲的同樣方式。它「把原本相當寧靜的幾個鄂圖曼帝國省份，轉變為全世界最不穩定、國際上最具爆炸性的幾個國家」。

從此以後西方列強在中東和非洲一再介入，加劇緊張、衝突和騷亂，徹底毀了社會。最後的結果就是西方大叫吃不消的「難民危機」。德國一躍成為歐洲的良心，起先（而今不再）收容了將近一百萬名難民——它本身是世界最富有國家之一，人口八千萬。相形之下，黎巴嫩這個窮國家收容了約一百五十萬名敘利亞難民，現在占其全國人口四分之一，而且在此之前，它已經收容聯合國難民機構「聯合國賑濟及工程總署 」註冊在案的五十萬名巴勒斯坦難民，這些人絕大多數是以色列政策的受害人。

歐洲也因為它在非洲摧殘——美國也助紂為虐——的國家有許多難民湧入而叫苦連天。譬如，流落他鄉的剛果人和安哥拉人就不少。歐洲現在正在設法收買土耳其（已經湧入兩百多萬名敘利亞難民），隔離那些逃避敘利亞慘境的難民，不讓他們靠近歐洲邊界。歐巴馬也正在對墨西哥施壓，要求不讓逃躲雷根全球反恐戰爭之禍的難民偷渡進入美國。最近的一些災難，譬如宏都拉斯軍事政變產生的難民也想躲到美國，歐巴馬幾乎是唯一承認此一政變正當的國家領袖，而這場政變在拉丁美洲製造出一個最惡劣的政權。

我們無法以語言形容美國對敘利亞難民危機的反應，至少我就不行。

回到一開始的問題：「誰統治世界？」我們或許也要提出另一個問題：「是什麼原則和價值在治理世界？」這個問題應該是全世界最富強的美國之公民念茲在茲的最重要問題。美國公民拜前人奮鬥之賜，享受自由、特權和機會等不尋常的餘蔭，現在則面臨攸關生死存亡的抉擇：要如何回應人類帶來的重大挑戰。

*作者杭士基為當代最具影響力的語言學家、思想家，也是活躍的政治評論家，其在《誰統治世界？》書中分析目前的國際政局，從美國與古巴的關係，到中國如何崛起成為世界強國；從美軍的酷刑手冊（Torture memos）被揭露，到對伊朗的制裁行動，主張自由與人權的美國政府，為何為了鞏固軍事地位卻帶來世界災難。本文經授權轉載自《誰統治世界？》第二十三章：人類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