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府3日擴大打壓海外政治異見的力度，以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為由，對8名流亡民主人士發出通緝令，每人懸賞100萬港幣（約新台幣397萬元），呼籲公眾就有關人士或案件提供消息。
在通緝照片上的不是作奸犯科的惡徒，而是看上去和藹可親的知識分子：前立法會議員羅冠聰、許智峯、郭榮鏗，前職工會聯盟總幹事蒙兆達，前法政匯思召集人任建峰，以及袁弓夷，郭鳳儀和劉祖迪──目前各自居住在澳洲、美國和英國。
香港警方稱，他們呼籲外國實施制裁，以扭轉香港政治鎮壓趨勢，根據「港區國安法」，這些勾結外國勢力的行為足以構成「顛覆國家政權」重罪，最高可判處無期徒刑。國安處總警司李桂華稱，國安法有「域外效力」，不會放棄緝捕、蒐證，如果有一日可以拘捕到相關人士，一定會將他們送上法庭。
墨爾本大學法學院講師克利夫特（Brendan Clift）在研究報告網站「對話」（The Conversation）撰文表示，這份懸賞通緝名單像是有意挑選出來的，涵蓋3名前立法會議員、3名民主活動人士、1名工會成員和1名律師，兼具象徵意義和打壓效果，「讓人想起那場針對佔中九子的審判，當時3名學者、3名政治家和3名活動人士一起遭到定罪，讓2014年雨傘運動從此終結。」
香港的引渡程序如何運作
香港1997年脫離英國統治、主權移交給北京當局時，《中英聯合聲明》明載著時任中國領導人鄧小平許下的承諾：「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現有的資本主義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香港特別行政區承諾實施一國兩制的時間截至2047年6月30日，但時間才過不到一半，「一國兩制」已經變質。
2014年，香港民眾爭取真雙普選，發起歷時81天的「雨傘革命」，當時就傳出親中派希望讓中國《國安法》在港實施；5年後，因為反對修改《逃犯條例》，香港掀起「反送中」運動，成為香港1997年主權移交以來，最嚴重的政治危機。
2020年6月30日，中共當局已經耐不住對香港出手，親自制定「港區國安法」，香港從此進入「一國一制」時代。該法適用效力「無邊無際」，不僅有權處罰香港境內外的香港人，規範對象甚至包含境內外所有國家的人民。
克利夫特表示，「域外效力」是該法最奇怪的一點，它竟聲稱對全世界任何國際的人都擁有管轄權，但顯然香港政府能否真正將這些人「繩之以法」，完全是另一回事。
他解釋，香港政府大概很難尋求引渡。首先，兩個主權國家之間簽訂的引渡條約，通常會要求尋求引渡的國家證明，逃犯涉及的相關罪行足夠嚴重，而且不得是政治犯罪。其次，許多西方國家早已注意到「港區國安法」長臂管轄的威脅，英國、法國、德國、美國、澳洲、加拿大和紐西蘭等民主國家皆暫停與香港的引渡條約。
懸賞顯示中共壓制異議永無止境
克利夫特指出，遭懸賞通緝的民主派人士清楚自己永遠回不去香港的現實，然而他們還需要注意一件事，前往與香港或中國簽訂引渡協議的司法管轄區時，必須三思。
這些人士面臨的風險，已經超出通緝和引渡的範圍，高額賞金有可能煽動海外親共勢力對他們展開私刑執法行動。而且遺憾的是，部分國家政府不會主動向這8人伸出援手，還可能縱容中共以「非常規引渡」手段，將人帶到香港或中國本土。
2015年銅鑼灣事件已經證明中共擅於利用「非常規引渡」。當時有5名香港獨立書店人員在泰國、香港等不同地點失蹤且查無出境紀錄，他們時隔許久再次現蹤時，人已經身在中國本土，並登上官媒版面「承認」犯行。
要知道，海外異議者的存在一直令北京感到不滿，克利夫特指出，而近年來，北京看起來真的下定決心要監控與干預海外華人，以至於在歐洲、北美等地設立秘密海外警察局，作為收集海外華人訊息和騷擾反共異議者的基地。
寒蟬效應迫使香港社會就範
儘管中國和香港政府曾向公眾保證，「港區國安法」只會針對少數人，不會削弱香港的自治，但3年過去了，人們最擔心的事情得到證實：香港，一個曾經享有自治、自由開放的國際都會，越來越像被中共嚴密控制的中國城市。
克利夫特指出，香港政府起初煞費苦心地用法律和法律程序來掩蓋其專制行為，然而現在它已經不加掩飾尋求達到獨裁目的，藉由全面鎮壓法律、政治、教育和媒體等領域，香港民間社會已經屈服。
「香港國安法」使當局有能力「逮捕、拘留和起訴」許多令他們不滿的人物，也讓當局能利用人們對刑期的恐懼，放大寒蟬效應。該法明確列出「分裂國家罪」、「顛覆國家政權罪」、「恐怖活動罪」、「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四類罪行，最重刑期是終身監禁。
克利夫特批評道，香港對海外流亡人士發布懸賞通緝，表明無論異議者身在何處，只要他們仍在發聲，中國就永遠不會停止試圖壓制他們的聲音。「最終，這些逮捕令可能是徒勞的越權」，他總結道，「但背後意圖仍然值得譴責，那是對我們民主社會核心——自由——的威脅。」
